脫中

實際上，在年號上擺脫中國的影響的想法，早在討論“平成”的時候就已經萌生。

在“平成”年號決定前，世界上還有“日本第一”的討論，內閣大臣在國會演說的時候，還會用“日本領導世界的新理念”之類的說法。再依賴中國典籍，在他們看來已經不合時宜。

盡管日本泡沫經濟應聲破裂，但這個想法延續(xù)了下來。冷戰(zhàn)結束后，日本進一步開始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將自己的國家定位為，既不是個東洋國家，也不是個西洋國家，既不處在美國的指揮下，也不是處在中國的威懾下，而是個有自主決定權的全球性國家。

在與歐盟的交往中，與東盟的交往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日本都抱持、強調著這樣一種態(tài)度。

受制于中美兩個大國，又不愿受制于兩個大國，既想“脫中”，又想“脫美”，日本時時表現出一種糾結。

就安倍本人來說，他是成長于戰(zhàn)后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對這代人來說，戰(zhàn)爭的責任不想再背負，戰(zhàn)后體制是一種束縛，不管國民還剩多少心氣，安倍認為他的使命就是讓日本重回大國地位。“令和”這個新年號，也包含了讓日本也“走進新時代”的意思。

當然，無論新年號是從中國典籍里選，還是從日本典籍里選，這都是日本自己的家務事，中國被捎上，都不過是躺槍。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們也都清楚，鴉片戰(zhàn)爭之后，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軟弱，轉向學習西歐，早已不把中國文化當做憧憬和依托的對象。

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日本國內掀起華夷之辨，核心觀點就是認為，東亞文明的正統已轉向了日本，日本已經是中華。

我們經常說，日本是個擅長學習的民族，卻忽視了它學習消化之后，反過來藐視老師的一面。

在吸收了國外文化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產生所謂國風文化，再強調這個轉化過了的國體、國學、國粹。

吸收一陣、沉淀一下、鄙視一段，時不時還要反過來搶個地主，這個過程在日本歷史上反復上演，幾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態(tài)中某種規(guī)律性的東西。

經過這么多年，在社會層面，對日本文化的一個源頭是中國文化這一點上，日本民眾有時候處在無意識的無知當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個年號是從中國古籍中來的，也不了解歷史上中日文化的淵源。對中國當下的發(fā)展，既不關心，也不了解，亦沒有親近感。中國文化已經變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國是個與自己沒什么關系的存在。

這給我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精英和媒體層面的偏見，以及社會民眾層面的漠然無知，是中國走出去的一個障礙。

第二，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淵源關系，有些人以往會陷入兩種極端：

一種是認為日本文化都是從中國文化剽竊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盜版得不太好的中國文化。

另一種是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已經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尋根。

對我們來說，這兩個問題比日本年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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