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尋美——交融互鑒，書寫歷史長河中的名篇

中華文化符號傳播在策略上意在促使文化符號內涵實現(xiàn)從抽象性到具體性的轉化；在價值上則意在實現(xiàn)從對象指稱到文化認同的轉變，其敘事機制與表現(xiàn)方式應該是基于內容創(chuàng)作的“中國故事、世界表達”。蘇軾是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東坡熱”是一個長久不衰的學術話題。面對過往，蘇軾有“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直面未來，蘇軾有“一蓑煙雨任平生”，他對風雨人生持續(xù)深入的求索，也是其成為各族人民永久懷念的對象。他在世時作品便已家喻戶曉，并為邊遠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人所熟知和喜愛。如出使宋朝的遼國使者，就能熟練地背誦蘇軾的詩文。元祐四年（1089）蘇轍奉命出使契丹，此行讓蘇轍深切地體會到契丹人對他兄長蘇軾的崇拜。彼時，賈島、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作已成為契丹人學習漢文詩詞的主流。蘇軾的詩名在契丹人中更是十分響亮，他的名字在草原上廣為傳頌。蘇轍出使契丹時，正逢蘇軾的詩集《眉山集》剛剛刊印不久，然而蘇轍在奉使途中竟然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可見契丹人對蘇軾詩歌推崇備至。蘇轍住進驛館后，一抬頭又看到墻壁上題有蘇軾的詩文，著實讓他吃驚。當有人知道他是蘇軾的弟弟時，便對他表現(xiàn)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紛紛向他打聽蘇軾的事情。蘇轍將此事寫成絕句寄給兄長。其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⁵⁵ 又云：“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慚陸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⁵⁶ 而當遼國使者進東京辦事的時候，竟然置外交紀律于不顧，私自打聽蘇軾的居處，跑到住所旁一遍遍大聲朗誦他的文章，非要見上蘇軾一面不可。契丹人知道蘇軾豪飲，在一次接待契丹使者的宴會上，蘇軾對契丹使者的敬酒略有推辭，這位使者便端著酒杯走到他面前，當場背誦他寫的詩：“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⁵⁷ ，以此證明蘇軾的酒量。可見他們對蘇軾的人生經歷及作品早已了然于心。金代最有名的詩人、鮮卑族作家元好問，也十分推崇蘇軾。據(jù)記載，蘇軾逝世時，“吳越之民相哭于市” ⁵⁸ 。后來，許多地方興建了紀念性建筑物。如海南島就有“蘇公祠”“東坡書院”等。過去，逢年過節(jié)，儋州地區(qū)的父老百姓紛紛到祠里致祭，表達他們對詩人的懷念。蘇軾居住過的中和鎮(zhèn)，還有一些井、塘、橋、田、巷、村、公園，至今還以“東坡”命名。在儋縣，“東坡話”甚至還作為一種方言流傳。蘇軾以民族平等觀對待邊地少數(shù)民族，充分發(fā)揮自己的特長，推動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教事業(yè)，孜孜不倦地教授各族青少年識字、讀書、寫詩、作文，還勤奮地著書講學。受到他耳提面命的各族青少年有數(shù)十名，有的還取得了杰出成就，如儋州的符確，成為海南歷史上第一名進士。有宋一代，海南共出十二位進士，尋根究底，儋州文教事業(yè)的進步和蘇軾的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蘇軾博覽群書，善于向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學習。其謙虛博才、豪放性格與樂觀精神，給海南人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有時，他借著聊天的機會就可以開展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文化素質較高的儋州人交流，如黎子云兄弟等，一定會涉及文學經典；與文學素養(yǎng)一般的民眾交往，一定會談及“鬼故事”等民間文學的精華。實際上，我們不可小看這些普通的“擺龍門陣”，文化的繁衍生息正是在日積月累、口耳相傳中延續(xù)，中華民族事不避難的精神密碼正是在春夏秋冬中傳承。張端義《貴耳集》記載：“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云家有柳文數(shù)冊，盡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⁵⁹ 蘇東坡因訪友途中遇雨，農舍主人便借一頂當?shù)爻霎a的竹笠給他戴，又借一雙木屐給他穿。這是蘇東坡第一次戴竹笠、穿木屐，因此走路不穩(wěn)被人笑，時人便畫了一幅《東坡笠屐圖》來紀念這件趣事，蘇軾在畫中灑脫的形象更被世人瞻仰，廣泛流傳。其實，在蘇軾看來，自然中的“煙雨”、生活中的“煙雨”、仕途中的“煙雨”，都是由“至難”向“至遠”轉換的必由之路。蘇軾剛到儋州時，臨時居住的房屋破爛不堪，黎族同胞便十分熱誠地在城南污池旁的桄榔林中為蘇軾蓋了一間草房，使蘇軾倍感欣慰，稱其為“桄榔庵”。為解除民眾疾苦，蘇軾親自帶領鄉(xiāng)民挖了一口井回饋他們，鄉(xiāng)民得以取水飲用，疾病少了，此后遠近鄉(xiāng)親紛紛學東坡挖井取水。后來人們便把蘇軾挖的那口井命名為“東坡井”。民國時期的王國憲在《重修儋縣志敘》中高度評價蘇軾對于海南文化的貢獻，他認為：“北宋蘇文忠公來瓊，居儋四年，以詩書禮樂之教轉化其風俗，變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瑯瑯，弦歌四起，不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辟南荒之詩境也。” ⁶⁰ 當我們了解上述作為帶給蘇軾精神上的快意后，便能領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的內涵，這背后似乎都有著蘇軾人生經歷中的深刻印痕。中華文化符號，根在中華，根深葉茂；中華民族形象，本在中華，本固枝榮。蘇軾的詩文創(chuàng)作，源于其心靈深處的真善美，對于民族文學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成為了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見證。一方面，他在海南等地創(chuàng)作的大量詩文，推動了當?shù)氐奈幕?，如海南的黎母山等地就成了非常知名的旅游景點，時至今日，依然使當?shù)厥芤鏌o窮。另一方面，他通過積極地向當?shù)馗髯迦罕妼W習，并與他們頻繁交流交往，在這種雙向促進互鑒的過程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也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中延續(xù)完成。這種交流交往，既為蘇軾的詩文創(chuàng)作提供了鮮活的動力，也為當?shù)孛癖娞峁┝艘粋€學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最佳途徑。同時，蘇軾父子通過與儋州各族人士的交往交流交融，彌補了他鄉(xiāng)常識，加速了對當?shù)氐恼J知，既適應了生活環(huán)境，又與各族同胞融為一體，初步實現(xiàn)了話語互動、精神互補、價值共認、理想共同。“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在平凡的交往中，與當?shù)厝讼嗷フJ可、相互吸納、彼此趨同；“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在平等的交流中，華夷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彼此認同；“咨爾漢黎，均是一民”，在平常的交融中，與黎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同。今天，當我們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視域來關注、闡析、考索蘇軾謫居海南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民族友愛之路、人生“活法”之路，其實就是追溯“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歷史文化淵源，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因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是我們的根，這根在我們的心中化為了魂，這樣一種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精神，我們今天來學習、建設中華民族文明的現(xiàn)代形態(tài)，建設中國式現(xiàn)代化，根本就在于把握住文化中國的靈魂，把握住文化這個根脈。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以其非凡卓絕的文學才華和恣意縱情的人格特質，成為中華文化人格的光輝典范，特別是他“華夷合同”“漢民一體”的思想，與今天所倡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謀而合。需要注意的是，蘇軾謫居海南詩文創(chuàng)作的真善美特征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于詩文中，而是真中有善，真中有美；美中有真，美中有善；善中有美，善中有真，三者完全交融于一體。可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端正歷史文化認知，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展現(xiàn)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實現(xiàn)文化與精神的互補，最終達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性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