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謫居海南詩文創(chuàng)作真善美研析

 ——兼論其民族觀的形成

曾明  常華仁

（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作者：曾明，男，四川成都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E-mail：zengming001@126.com

作者：常華仁，男，河南鄭州人，博士研究生，E-mail：318488674@qq.com。

摘 要

蘇軾謫居海南時期的名篇佳構(gòu)，一直就是各民族共享共有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見證了其與當?shù)馗髅褡灏傩罩g山高水長的友誼。得益于眉州岷江的鐘靈毓秀，真善美通感厚植于心，蘇軾謫居海南時期書寫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好詩美文。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以其非凡卓絕的文學才華和恣意縱情的人格特質(zhì)，成為中華文化人格的光輝典范，成為一名受人敬仰的文學交流、文明互鑒、文化傳播使者。特別是他“華夷合同”“漢民一體”的思想，與今天所倡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謀而合，積淀了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當下仍具有一定的意義。海南居儋期間，蘇軾深度接觸到當?shù)氐睦枳灏傩铡⒄鎸嶓w察了民風民俗民情，其詩文書寫了與當?shù)厝私煌涣鹘蝗诘倪^程，是我們?nèi)轿徽J識理解蘇軾真善美人格的關(guān)鍵。

【 關(guān)鍵詞 】//蘇軾詩文；交往交流交融；真善美；民族觀

隋唐到兩宋時期，中國多民族國家逐漸形成、不斷鞏固，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日益加強。唐宋時期，朝廷往往將一些政見相左之臣貶謫外放到兩廣、海南、川東、嶺南等邊遠飛地，他們中有很多是影響深遠的大師碩儒，如李白、杜甫、柳宗元、蘇軾等。這些文化名家既給偏遠地區(qū)帶來了文明，同時又受到當?shù)孛褡逦幕途竦挠绊懞蛦⒌?，可以說生平足跡遍南北，詩文神韻兼剛?cè)帷ＹH謫經(jīng)歷使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增加了新內(nèi)容、新格局、新意境，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具有民族色彩、風格獨特的詩文作品。蘇軾可為一例。他一生堅持“入境問俗” ¹ ，晚年曾寫下“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 ² 詩句，在每個地方都會“考其政，察其俗” ³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前期桃李春風，云月相伴；后期江湖夜雨，塵土相隨，足跡幾乎走遍了宋朝大半個疆域，所到之處自然少不了與各族民眾交往。蘇軾在海南生活三年多，足跡踏遍?？?、澄邁、儋州等地，不僅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也做了不少實事好事大事。他指導(dǎo)百姓鑿泉挖井，勸導(dǎo)百姓拓荒耕種，開辦學堂、培養(yǎng)人才，在海南大地上留下了無數(shù)佳話，足見儋州在他生命中留下的記憶印痕，也使其詩文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一種新境界、新氣象。蘇軾是“活法” ⁴ 說的實踐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和杜甫“讀書破萬卷”相比，蘇軾“活讀活用”法的范圍更加廣泛，他將詩學“活法”擴展到文學藝術(shù)的其他體式和更多領(lǐng)域，如詞學、賦學、經(jīng)學、繪畫、書法、弈棋、雜技、數(shù)學、醫(yī)學、兵學陣法、政界任吏、救荒賑災(zāi)、治國利民、陰陽、養(yǎng)殖、印刷和民生，等等。謫居海南時期，蘇軾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展現(xiàn)的平等、進步、樸素的民族觀也是其“活法”思想的重要體現(xiàn)。因此，以蘇軾謫居海南的詩文為線索，立足其與黎族民眾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實際，研析其詩文中流淌的真善美源流，可以概述其思想發(fā)展變化脈絡(luò)，并對其民族觀進行初步的探賾。

一 求真——初到儋州，書寫平凡交往中的不適

宋神宗時期，蘇軾因“烏臺詩案”而遭遇貶謫，從黃州、惠州，最后到儋州。儋州，當時被認為是許多流放人士的生死離別之地，距離中原十分遙遠，這對蘇軾來講打擊十分沉重。他曾寫下遺囑：“某垂老投荒，無復(fù)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 ⁵ 此時蘇軾的心境，不僅是因為儋州地理位置偏僻、生活環(huán)境惡劣等原因而低沉，也是他對此地的一種距離感、陌生感、孤獨感，這種油然而生的感受源于中原傳統(tǒng)文人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偏遠地區(qū)的思想認知，也是實際狀況的客觀描述，蘇軾實事求是地書寫了此時此刻、此情此景的內(nèi)心感受。

（一） 傳統(tǒng)儒學觀念的影響

儒家曾有人認為，少數(shù)民族是勸誡、懲罰的對象，亞圣孟子就認為少數(shù)民族說的話都是怪腔怪調(diào)。早年，蘇軾進京城不久參加秘閣直言進諫科考試，曾作文章《王者不治夷狄論》，在文中他就少數(shù)民族如此寫道：“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⁶ 這是蘇軾繼承了傳統(tǒng)儒學觀點的看法，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視、偏見思想，他將北宋周邊的“夷狄”比作“禽獸”，認為不用以中國之禮儀來治邊疆民族地區(qū)。在文章結(jié)尾，蘇軾還強調(diào)：“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nèi)值艺?，疾夫以中國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謹論?rdquo; ⁷ 因此，《春秋》忌諱的是以中央王朝的身份而流于蠻荒的夷狄之地，進而被其同化?？梢姡K軾早期萌芽的民族觀還是傳統(tǒng)士大夫文人所秉持的那一套，以中央王朝自居，其統(tǒng)治邏輯是力圖維持和充實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體系。古代中國以農(nóng)業(yè)文明為主，修筑邊墻堅守自己的陣地，滿足于在自我區(qū)域內(nèi)的控制權(quán)，因為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無法在高原、草原、凍土、沙漠地帶作業(yè)，中原地區(qū)基本上不會侵占游牧地區(qū)，也不想把這些地區(qū)的人群變成中國人。中國歷代王朝對“夷狄”人群的基本政策是軟硬兼施，僅滿足于其依附和順從，通常并不試圖建立直接統(tǒng)治，因為這耗費太大。因此，歷代統(tǒng)治者都堅持“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 ⁸ 的觀點，將保持中原王朝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的發(fā)展放在首位。蘇軾的“夷狄論”觀點亦如此。正因為這種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當蘇軾自己初入蠻荒之地時，自然抱有成見偏見，油然而生心理的距離感。蘇軾因宋哲宗紹圣年間反對變法，被貶惠州，在與張耒通信時說自己“屏居荒服” ⁹ ，“服”字含有臣服與王化之意，因此有偏見之感。直到在嶺南生活了一段時間后，蘇軾作詩《食荔支二首·其二》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¹⁰ 表現(xiàn)出對嶺南的好感。但是比起惠州，海南島則更加遙遠荒蕪。其子蘇過陪同他一起去海南島，并賦詩《冬夜懷諸兄弟》云：“舟居雜蠻蜑，卉服半夷虜。” ¹¹ “蠻蜑”“夷”都是蔑稱。可見，由于陌生環(huán)境及語言習俗，蘇軾父子內(nèi)心尚殘存著一些偏見，對未來生活，似乎一時也沒有更高的期待。

（二） 初期的地域文化偏見

蘇軾的民族觀由萌芽至初成再到圓融，主要是在儋州經(jīng)歷的三年多流放生活使然。他剛到儋州時，由于對其地域和文化尚存一些偏見，仍受到自己傳統(tǒng)民族觀的影響。黎族在儋州地區(qū)是人數(shù)較多的少數(shù)民族，具有悠久厚重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從中國歷史層面縱向來看，古代統(tǒng)治者對黎族抱有不太友好的態(tài)度，認為這個民族“黎性頑狠” ¹² 。對于初來此地的蘇軾來講，他對儋州也是有所忌憚、心存偏見的。蘇軾父子在即將登島的時候，就有“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里” ¹³ 的慨嘆。他對該地用了“百蠻里”這樣的稱呼，也是表明了中原之人對儋州當?shù)氐囊环N偏見，一個“落”字更是寫出了自己心情的落寞、對前途的擔憂。當時的儋州生活非常艱苦，蘇軾父子是因黨爭迫害踏上儋耳的，章惇因為蘇軾字“子瞻”，而“瞻”與“儋”字形相近，因此把蘇軾貶往遙遠的儋州。當他踏上這片土地之后，看到了生活的艱苦、環(huán)境的惡劣、民風的不同，產(chǎn)生了濃濃的思鄉(xiāng)之情，曾給弟弟寫詩云：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蝍蛆未遽賢麋鹿。?？祫e駕復(fù)何為，帽寬帶落驚童仆。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xiāng)定可騎黃鵠。 ¹⁴

他將過去的生活和現(xiàn)在的境遇進行了對比，對現(xiàn)在情況進行了比喻，說二人都是像神仙一樣消瘦。上述對于蘇軾而言，可說是地域?qū)嶋H造成的客觀問題，而蘇軾所產(chǎn)生的文化偏見則是由其傳統(tǒng)的民族觀而造成的。蘇軾剛來到儋州，對當?shù)睾芏辔幕?、風俗、習慣等都感到陌生，抱著不想去接納的態(tài)度。他曾寫出這樣的詩句：“四州環(huán)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 ¹⁵ 一個“洞”字寫出蘇軾缺乏對海南島的了解，有一點戒備之心，這些似乎都是文化偏見影響著蘇軾對海南島的初步判斷。當他們登高北望中原時，見到的是茫茫大海、滾滾波濤，這種“空無感”讓他們感到無助與恐懼，并帶有一點感傷與絕望。蘇軾“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余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寫下夜夢恐懼的詩句：“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 ¹⁶ 身心如“掛鉤之魚”被困住，表達了他對儋耳的陌生感與不適感。他還產(chǎn)生了“誤入無功鄉(xiāng)” ¹⁷ 的文化偏見，認為儋耳是其無法施展才能、立德立功立言之地。蘇軾被貶，初入海南，作為中原傳統(tǒng)文人，他是帶著中原文化的鮮明烙印，用偏見的眼光來審視此地的風土人情。在《和陶與殷晉安別》詩中，有對海南黎族的稱謂，即“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 ¹⁸ 。“雕題”是當時中原人對南方少數(shù)民族的稱謂，其實顯露出對當?shù)匚幕囊环N偏見。還有蘇過詩文中寫到的“山夷野獠喜射獵” ¹⁹ “異獠紛來賓” ²⁰ “五嶺之南，夷獠雜居” ²¹ ，等等，用“獠”來對黎族人進行蔑稱。蘇軾在來到儋州之前，從詩文創(chuàng)作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深受華夏文化中心論的影響，對傳統(tǒng)的民族觀念是認可、贊許的。但有一點需要說明，蘇軾的民族觀雖然是以傳統(tǒng)的民族觀為基礎(chǔ)，但是其早期民族觀的原點是牢固建立在儒家“仁者愛人”的基礎(chǔ)之上，他認為要用和平的方式處理好民族關(guān)系，不提倡激化民族之間的矛盾，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有進步元素的。同時，蘇軾用最真實的筆觸，寫下最真實的想法，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感受，這也是其“活法”思想的主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