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詩酒帽茱萸席
舊日重陽日。嘆滿城、闌風去雨，寂寥蕭瑟。造物翻騰新機杼，不踏詩人陳跡。都掃蕩、一天云物。挾客憑高西風外，暮鳶飛、不盡秋空碧。真意思，浩無極。
糕詩酒帽茱萸席。算今朝、無誰不飲，有誰真得。子美不生淵明老，千載寥寥佳客。無限事、欲忘還憶。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誰弋雁，問消息。
——魏了翁《賀新郎·九日席上呈諸友》
在宋代歷史上，魏了翁或許是一個被忽略的存在，并不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間配享孔廟，一直被視為“理學名臣”。然其一生事業(yè)，豈是區(qū)區(qū)四字所能概括？權臣韓侂胄倉促北伐，眾人噤聲，魏了翁人微言輕，卻敢當廷反對。30年后，蒙古鐵騎侵犯南宋邊境，宋理宗遍視群臣后，派遣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御筆寫下一首唐詩賜給他：“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魏了翁果然不負眾望，是南宋末年少數有實力力挽狂瀾的能臣。
這首《賀新郎》是他晚年一個重陽節(jié)所作，上闋里的“真意思，浩無極”是其理學氣息的一面，下闋里的“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則是他憂國濟世的一面。而詞中“糕詩酒帽茱萸席”則流露了宋朝重陽節(jié)的又一個風俗——“重陽糕”。
重陽糕最遲在南北朝時期便是重陽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荊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飲宴。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其中“食餌”即指吃重陽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餌”的解釋是“粉餅”，揚雄《方言》則稱：“餌，或謂之糕。”漢魏六朝時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餅則是用麥粉。可見“食餌”應是起源于南方。重陽“食餌”又被稱為“蓬餌”，糕點里面添加了蓬草?！段骶╇s記》中言“食蓬餌以祓妖邪”，看來漢魏百姓認為重陽節(jié)吃重陽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類面食糕點，不論南北，皆是如此。南宋《夢粱錄》記錄臨安城飲食的章節(jié)專門提到：“最是大街一兩處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點，通宵買賣，交曉不絕。”臨安城里賣糕點的小店小攤，生意極好，通宵營業(yè)，可見市民對面食糕點的情有獨鐘了。
宋人更是讓“重陽糕”的飲食文化細膩生動起來，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重陽糕的做法：“（重陽）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遺送，上插剪彩小旗，摻饤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于糕上，謂之獅蠻。”從中可以看到，重陽糕就是一種“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裝飾了彩色小旗，還摻雜了石榴籽、栗子、銀杏等，還用面粉捏出獅子等嚇人的形狀——這估計是“食蓬餌以祓妖邪”的古風吧。此書甚至記載：“重九日天欲明時，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保祝禱云，百事皆高。”雖然荒誕不經，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陽民俗的有趣細節(jié)。
宋人《邵氏聞見后錄》有一則“不敢題糕”很有意思，“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劉夢得即是唐朝“詩豪”劉禹錫，他在重陽節(jié)寫詩，本想寫寫重陽糕，但疑惑于儒家經典里面沒有“糕”字，怕有違用典之詩法，于是那首詩也沒寫成，被時人嘲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詩里面提及重陽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詞則不然，畢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獵人間煙火，不必像寫詩那么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學名臣”魏了翁，照樣也在自己填的小詞里提到重陽糕，且置之首座——“糕詩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后，這塊普普通通的重陽糕，竟成為宋朝遺民追憶天水一朝的故國風物。元初丘葵在一個重陽日寫下“浮蟻共伴今日醉，食糕空憶太平時”（《九日》）。
“糕詩酒帽茱萸席”，最后聊聊茱萸吧。
對于當代中國人而言，茱萸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說熟悉，“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雖兒童亦能熟誦；要說陌生，估計能識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于茱萸的別稱越椒、艾子，更是讓人不知其為何物了。
古代重陽節(jié)除了頭簪菊花的習慣，另有頭戴茱萸的風俗，目的是為“辟邪”。晉人周處《風土記》載：“九月九曰謂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云辟除惡氣而御初寒。”
至于重陽佩戴茱萸“辟邪”的來歷，南朝吳均《續(xù)齊諧記》言之鑿鑿：“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曰，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當然了，正如此書書名，這不過是一個小故事。
這種源于遠古的節(jié)日風俗，已經很難考證其起源了，私以為佩戴茱萸或許也是楚風，古代楚國稱茱萸為“榝”，屈原《離騷》有云：“椒專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可見，此物本屬惡草（從名字里面的殺氣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應佩戴。后來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搖身一變成為民間“辟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依然聲稱“（茱萸）懸其子于屋，辟鬼魅”。
唐人或許還有重陽佩戴茱萸的習慣，到了宋朝，則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夢粱錄》載：“（重陽）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重陽之厄。”宋人真是風雅有趣，叫菊花“延壽客”，給茱萸則起了“辟邪翁”的綽號。
或許是宋人更看重及時行樂，因而忽略了茱萸傳說中的辟邪功能，以之入酒，虛應故事，更多則是把它與菊花一起觀賞。蘇東坡的“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醉蓬萊·重九上君猷》），所寫正是此情此景。當然了，這句宋詞也是化用唐詩，杜甫那句“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實在是過于經典，東坡前面加了半句“此會應須爛醉”，方有幾分宋人坦白不羈的味道，在后面又提筆寫下“來歲今朝，為我西顧，酹羽觴江口”，明年的重陽節(jié)，不能與諸君重聚痛飲了，記得在江口為我倒上一杯酒??！使后人讀之，頓覺豪邁。這就是東坡勝過唐人之處吧。宋詞里的重陽節(jié)，也因此在歡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幾分豁達與從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呂希哲《呂氏雜記》）每當讀到這樣的史料，我都會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簡單真率。
（作者：徐佳，系專欄作家，著有散文集《蘇東坡的山藥粥》、長篇小說《煙柳傾塵——柳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