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臺獨”者重構臺灣歷史記憶的路徑與方法
“歷史記憶”處于不斷的形塑和修正之中，正如王汎森所說：“人們的歷史記憶像一塊黑板，可以不斷地添寫、涂改、擦拭”，“歷史記憶需要不斷的‘再生’（reproduce）， 但往往不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會政治情境所左右”。臺灣不同的政治力量上臺，都會試圖利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內的多種資源對臺灣的“歷史記憶”進行“添寫、涂改、擦拭、再生”。“文化臺獨”者借助于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政治臺獨”力量，或兩種力量裹挾在一起，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重構臺灣的“歷史記憶”。
（一）尋找多元“祖源記憶”
對共同的祖源記憶的強化或弱化，對一個族群的延續(xù)至關重要。個人或人群都經常借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而歷史失憶與認同變遷常發(fā)生在移民情境之中。臺灣是個移民社會，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存在天然的紐帶，中華民族是其主流認同。雖然臺灣也曾先后經受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一些人具有殖民主義母國認同也是事實，但這是支流。在臺灣的政治力影響下，這些支流受到特殊的扶持和凸顯，近年來甚至顯現(xiàn)出“覆蓋”中華民族認同的企圖。
2000年，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說”中即強調要“讓立足臺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軌”。他刻意地將“臺灣文化”和“華人文化”分裂開來，這實際上是臺灣在文化、教育上“統(tǒng)獨”之爭中“獨”派的一種極端表現(xiàn)。在2015年的“104課綱微調爭議案”中，臺灣某些人對“多元祖源記憶”之尋找和堅持十分固執(zhí)。他們在淡化甚至撇開“中華民族”的同時，不斷尋找荷蘭人、日本人、“被大陸拋棄”的本土人為“起源歷史”者，而對持“中華民族史觀”者而言，這些只不過是“歷史流變”中的“枝葉”而已。這種在“起源歷史”（“根基歷史”）上的針鋒相對，實質是不同歷史記憶及認同的對立。近年來，“綠營”學者轉而尋求建構“原住民祖源論”，推動“南島語族史觀”，就是一例。
（二）結構性失憶
許多民族志顯示，以忘記或虛構祖先來重新整合族群范圍，在人類社會中是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因此“結構性失憶”或“譜系性失憶”這些名詞，后來常被研究族譜或親屬關系的學者們提起。族群的發(fā)展與重組以結構性失憶及強化新集體記憶來達成。
當下臺灣在“結構性失憶”方面的表現(xiàn)有四：
（1）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很少被提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無人問津；
（2）對臺灣做出重大貢獻人物如鄭成功、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被排除在“記憶”之外，在其“課綱”中不能提；
（3）對蔣氏父子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大力凸顯其“惡”而全面遮蔽其“功”， 蔣氏父子及其領導團隊因為“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被戴上惡形惡狀、猙獰恐怖的面具，他們對臺灣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的貢獻則完全被湮沒；
（4）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tǒng)治，則盡量隱藏其“惡”而全力凸現(xiàn)其“功”，“殖民進步論”漸次擴散。
（三）“重排照片”與“了斷”他族群之歷史記憶
在一個族群的內部，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互相競爭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而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失去對自身族源的詮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fā)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重排照片”，是優(yōu)勢族群權力的展現(xiàn)。在族群關系緊張時，取得全面競爭優(yōu)勢的族群就會試圖“了斷”對方的歷史記憶。這種“了斷”包括兩個層面：
（1）了斷過去從而讓自己獲得解脫，并達到慰藉或治療效果；
（2）替政治對手及其支持者“了斷”其歷史記憶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當下的臺灣，“了斷”同時在這兩種意涵上鋪展。
2016年11月6日，蔡英文出席一場名為“征戰(zhàn)屬誰——追思紀念臺籍老兵秋祭”的活動，向包括參加二戰(zhàn)的臺灣籍日軍在內的臺籍老兵致敬。臺灣籍日軍的照片，成為臺灣地區(qū)領導人致敬的對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侵華日軍后代的蔡英文，為了“解脫自己”而進行“了斷”，試圖將歷史記憶中“忌諱”變成“不忌諱”，進而將“非正義”轉化為“正義”，以了卻自己的“歷史包袱”。而“了斷”對手及其支持者的歷史記憶的方式，則無非是“對一件規(guī)范的真實事件預先規(guī)定其意義”，換句話說，就是“凡是不許存在的東西，就不能存在”。在這種“重排照片”心態(tài)作祟下，民進黨等“文化臺獨”者持續(xù)推進“去蔣介石化” “去孫中山化”，其“了斷”“中華民國認同者”歷史記憶的意圖一目了然。
（四）傳播說服：多層次多管道解構和重構
“傳播說服”是利用信息傳播或溝通的方式來改變人們態(tài)度的過程。它包括一個傳播者，一個接受者，以及傳播者對接受者傳達有關信息。1980年代末期以來，在李登輝、陳水扁執(zhí)政下的臺灣，當權者向主動的或被動的信息接受者進行強勢的傳播，這種傳播的核心是在“本土化”口號下的“去中國化”。臺灣當局通過修改教科書、調整各級教育體系，對歷史展覽館的內容進行調整等“正式管道”來使少數(shù)人的“集體記憶”成為多數(shù)人的“集體記憶”。 各種照片、影片，借助于電腦網(wǎng)絡、社交媒體，迅速流轉，影響的廣度、深度前所未有。
某些學者經常提供所謂學術上的“客觀證據(jù)”，雖然他們只不過是在無數(shù)的社會記憶中選擇“有歷史意義”的材料或重新定義過的“典型器物”“文化特征”，但他們給有歷史意味的照片、影片供給和賦予了“權威”的信息，對重構臺灣的歷史記憶和認同有著不一般的影響力。這些臺灣的文化菁英主要的平臺在于學校講臺。雖然學校講臺所影響的人數(shù)不及大眾媒體，但因為教科書權威性、系統(tǒng)性的影響，加上與教學與考試、升學、畢業(yè)等制度性安排有關，其影響更加深遠。
而在公務員考試以及各種社會性考試中，臺灣的歷史記憶無時不在“解構”和重構之中。2000年10月，臺“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發(fā)表“臺灣歷史發(fā)展的特色”的專題演講時，強調“臺灣歷史文化的重構是政治民主化后最重要的課題”，他甚至于要求“考試院”改變公務員高等及普通考試的應考科目范圍，將“臺灣近代史”從“中國近代史”中單列出來并增考“日本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