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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里，我看到一個特別的名字，他叫“保爾”。因為他犧牲時用的是化名，他的家人在他犧牲50余年后才知其革命和戰(zhàn)斗的一生。

“保爾”的真名叫許包野，是中共地下斗爭時期我黨杰出的高級領導干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他曾令敵人大動干戈卻又無可奈何。

許包野從廈門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調任江蘇省委書記時，為了防止敵人再度破壞省委的陰謀得逞，所以化名為“保爾”。通常敵人破壞我地下黨組織主要靠我們黨內的叛徒，“保爾”這名字使得叛徒也無從找到這位新任省委書記的“背景線索”，更不知其“長相”等情況。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有頭有臉”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想在上海公開場合出現(xiàn)已無可能，即便喬裝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務抓獲。中央把基本沒在上海露過臉的許包野從廈門調來出任江蘇省委新一任書記，客觀上來說也有這一因素。

許包野1900年出生于泰國暹羅。算命先生最初給他起的名字叫“許金海”，顯然是希望其長大后發(fā)財致富。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格外崇尚的父親在許金海7歲時，將整個家都搬回了廣東澄海老家。幼年時許金海就進了私塾讀書，后來又進入澄海中學。這所實行新式教育的著名中學給了許金海特別重要的啟蒙，他立志要做一個有用于社會和國家的人。

1919年，中學畢業(yè)的許金海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更加明白了“救國”的意義。也就在那一年，他聽說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正在出面組織招考赴法留學生。許金海聽說后心潮澎湃，立即報了名，并自起“許包野”大名，意在雄心與志遠。

汕頭一考，澄海的許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費留法學生。出國留學，對許包野來說，有種鳥兒掙脫籠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讓他很沮喪：他身邊已經有了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姑娘做他的媳婦。

關于他與這位不識字的媳婦之間的故事也很傳奇：已經留洋的許包野開始主動“勸離婚”，后來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沒有成功，最后就采取教妻子識字的辦法。妻子很樂意，但認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父親極力反對。許包野這回真“野”了，下定決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于是倆人靠通信教授知識，從“爾——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爾就是我們（多數(shù)的）”學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學生中一時傳為佳話。

許包野留法時，正好遇上了中國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來、蔡和森、向警予、陳毅、李富春、鄧小平等同學，他們的革命激情和斗爭精神一直在影響著這位原本抱定“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理想的澄海青年。許包野學的是哲學和法律。而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正風靡一時，特別是在留法的進步學生中廣為傳播。許包野作為哲學和法律專業(yè)的學生，他對《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類書的學習與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來等中國學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時，許包野已經從里昂大學轉學到德國哥廷根繼續(xù)學哲學，兼修軍事學。許包野到了德國后，其學費和生活費要比在法國時高出3倍，但崇尚教育的父親還是咬著牙滿足了兒子的需要，這也體現(xiàn)了潮汕地區(qū)高度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

哥廷根優(yōu)雅的古建筑、茂密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讓身為潮汕人的許包野著迷。讓許包野感覺更自由的還是大學里的學習氣氛，因為那里從專業(yè)、課程到教授，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

自由的氛圍對研究學問來說可謂意義重大。與同時旅歐的中國留學生相比，許包野的學習時間和環(huán)境遠超他人。在革命隊伍中，他是海外學習時間最長（11年）、學歷最高（雙博士學位）、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奧、西班牙六國語言）的一位罕見的革命者。1923年10月10日這一天，對許包野來說非常重要。一門心思“搞學問”的他，遇上了一位舉止穩(wěn)重、理著平頭的軍官出身的中國留學生，他叫朱德。幾次集會和相處，許包野覺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這一年，許包野在朱德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參加革命后的許包野開始以自己所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思想，與朱德等進步留學生一道從事革命活動，結果引起了德國政府的不滿。許包野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到維也納繼續(xù)完成哲學博士的學業(yè)。次年，許包野在拿到哲學和法律雙博士學位后，受組織派遣到了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國班”任教。許包野風度翩翩、知識淵博，不僅成為許多中國革命青年留學生崇拜的偶像，還因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也受到很多年輕的俄羅斯姑娘青睞，但許包野始終鐘情于他的“爾”——妻子葉雁蘋（原名葉巧珍，是許包野為其妻改的新名）。

1930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蘇聯(lián)青年戰(zhàn)士作家寫了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立即轟動全蘇聯(lián)，于是“保爾”便成了無數(shù)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樣。

“同學們，你們現(xiàn)在不要再叫我‘許老師’了，叫我‘保爾’！”年輕的許包野教授在當時應該算是很“潮”了，他在講臺上這么一介紹自己，更引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保爾”老師就這樣出名了。那段時間，到蘇聯(lián)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國面孔的“保爾”老師。

現(xiàn)在，“保爾”突然出現(xiàn)在上海灘，讓那些不曾在蘇聯(lián)唱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敵人們一時間有些摸不著頭腦。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簡單。國民黨反動當局企圖將共產黨的首腦機關和江蘇省委徹底扼殺在上海的行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的那段歲月里，可謂“翻江倒海”，而且也確實產生了效果。

許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國的。離開祖國11年，有著哲學和法律兩個博士學位以及5年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任教經歷的紅色教授許包野借道滿洲里，秘密回到了久別的祖國。他親吻了祖國的土地，發(fā)誓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為了隱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繞道先回到老家澄海，與家人團聚。見到妻子葉雁蘋和已經長高到與他齊肩的兒子時，許包野百感交集。

僅在家住了半個月，黨組織就派他到廈門組建地下黨組織。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和跟蹤，許包野脫下西裝、換上長衫，裝扮成一名海員，先乘輪船到了新加坡，再轉至廈門。此番廈門之行，讓許包野大感意外的是，因為形勢嚴峻，與他接頭的黨內同志不敢輕易認他。無奈之際，許包野說：“我聽說我二弟許澤藻在你們這兒工作，他若在場可以為我作證。”

“聽你的描述這個人好像是我們這兒的許依華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現(xiàn)在轉到我們廈門來了，是我們的宣傳部長。”廈門的同志說。

“快叫他來吧！”許包野趕忙說。他與弟弟11年沒見，早已思念不已，更何況在特殊背景下的異鄉(xiāng)廈門相見。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你讓我和嫂子他們想死了呀！”不一會兒，一位年輕利索的小伙子出現(xiàn)在許包野面前，然后一個箭步抱住了許包野，連聲道。

他就是許包野的二弟、共產黨員許依華，即許包野在家稱呼的弟弟“許澤藻”。一對共產黨員親兄弟，相隔11年相見于他鄉(xiāng)，讓廈門的同志十分感動。

然而許包野雖為中央特派到廈門，可廈門黨組織需要與蘇區(qū)的中央對接并確認他的市委書記職務。這個過程非常復雜，因為當時蘇區(qū)形勢非常危急，加之福建龍巖一帶也是國民黨反動派重點的“剿共”區(qū)，廈門與蘇區(qū)之間的地下交通線也就變得十分脆弱和危險。所以此后的半年里，許包野只能作為一般黨員參與廈門的工作。

后來，被正式確認身份和職務的許包野，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和對敵武裝斗爭。他的經驗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發(fā)揮。至1934年6月他受命離開廈門時的兩年多時間里，他不僅在白色恐怖中恢復了廈門黨組織，并且在廈門島上發(fā)展了17個支部、150多名黨員；廈門中心市委所屬的閩南地區(qū)十多個縣、市黨員發(fā)展到近千人，正是這支力量，讓廈門和閩南地區(qū)的武裝斗爭風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qū)的革命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