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留遺囑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迄今所見的史料看，沒有作為。此行張、楊并沒有為難他，反而給予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也許為了彌補此前的嚴(yán)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機極深的戴笠卻留下一份怪誕的遺囑，遺囑是這樣寫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jiān)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lǐng)袖死不甘心。領(lǐng)袖蒙難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張（學(xué)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實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體現(xiàn)，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為他進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塊高高的墊腳石。

　　 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lǐng)袖蒙難后十二日”之語推算，當(dāng)寫于12月23日，戴笠到達西安還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達，24日離開的，停留在西安的時間再這么算也不到兩個整天，只兩個晚上和一個多白天而已。那么，這兩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呢？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

　　 22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張學(xué)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而戴則隨宋子文、蔣鼎文與張學(xué)良洽商有關(guān)西安事變之事的處理問題。此事見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jì)念集相關(guān)記載。

　　 是晚戴在張學(xué)良公館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xùn)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中說：“張（學(xué)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jù)蔣鼎文紀(jì)念集載，宋子文也與他們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趕忙召集蔣鼎文、戴笠商議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后提出一個反建議方案，并報蔣介石批準(zhǔn)，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記有較詳細(xì)述及。顯見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不會一時三刻的，而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準(zhǔn)后”，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一起的活動。

　　 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么其時的戴笠就是“死囚”監(jiān)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在西安，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可以采用各種方式，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戴笠縱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張、楊之網(wǎng)。

　　 戴笠在24日不告而別離開西安，是已經(jīng)證明了的史實。而有些著作對此視而未見或見而未聞，不斷向戴笠臉上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