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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琳娜早就知道，要在這樣的日子里活命，必須見著什么逮什么。她看見有人抱著個敞口箱子在賣衛(wèi)生紙。她沒有猶豫，買了二十卷。就因為有人在賣。

她騰不出手來拿衛(wèi)生紙……她把手探進袋子，找了一根繩子。她把衛(wèi)生紙串在一起，毫不猶豫，她戴上了這條用衛(wèi)生紙卷串成的項鏈。

沒有人覺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見著什么買什么。她本想出門買雞肉，沒買成。她買了衛(wèi)生紙。等她下次想買衛(wèi)生紙的時候，也許買到的是雞肉。”

這是1985年夏天，莫斯科庫爾斯基火車站發(fā)生的一幕。伊琳娜是一位年輕的媽媽，在一所學校教英語。

2002年，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美國記者戴維·霍夫曼出版了《寡頭：新俄羅斯的財富與權力》一書。書中，他記錄下了包括伊琳娜在內的大量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lián)普通民眾的生活片段。

那時，蘇聯(lián)已經(jīng)是一個“重癥病人”。生活物資短缺嚴重困擾著這個看起來依然強大的國家。1985年春上臺的戈爾巴喬夫，既沒有為伊琳娜這樣的普通人帶來生活改善，也沒有給這個國家提供治病良方。

在戴維·霍夫曼看來，那代人的生活充滿了漫長而緩慢的周期性短缺。當時的蘇聯(lián)將大量資源投入軍備競賽，老百姓得到的卻是衛(wèi)生紙串成的項鏈和過期的鯡魚罐頭。伊琳娜的月工資是110盧布，買一雙普通冬鞋就要花費100盧布，還常常缺貨。

“面粉袋突然擺上商店貨架時，伊琳娜看到了人們眼里的熱望。頃刻之間，排隊的人多達五百，大家爭先恐后地在手心里寫上排隊的序號。”

作為美國記者，戴維·霍夫曼在觀察紅色蘇聯(lián)時或許多少會戴著有色眼鏡。那么來看看中國人的研究吧。中國學者黃葦町在《蘇共亡黨20年祭》一書中是這樣寫的——

“面向大眾的消費品質量低劣，供應緊張。蘇聯(lián)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隊購買食品和牙膏、手紙等日用品的時間，相當于1500萬勞動者的全年工時。人民對蘇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這種令人難捱的漫長等待中流失了，耗盡了。”

他的結論與戴維·霍夫曼如出一轍：物品短缺挫傷著人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