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繪
1954年，《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在毛澤東主席親自過問下提上議事日程。當時，歷史地圖極其缺乏，新中國成立前雖出版過《中國歷史地圖》等，但都過于簡略，準確性也不夠高，歷史上戰(zhàn)爭、遷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沒有反映出來。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與毛澤東談到整理《資治通鑒》時，提到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凡見于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基本都標注上圖，能夠達到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要求。同年11月，“標點《資治通鑒》、改編‘楊圖’委員會”成立，委員會由吳晗、范文瀾、尹達、侯外廬、劉大年、翦伯贊、金燦然及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等組成。
將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改繪成適應新需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對歷史地理專業(yè)素養(yǎng)要求很高，吳晗推薦復旦大學的譚其驤主持此項工作，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的百余人參與其中。1957年，歷史地圖繪制工作隨著范文瀾改任楊圖委員會顧問、譚其驤全面接手而轉(zhuǎn)移至上海。為更好開展工作，譚其驤邀請傅樂煥及韓儒林、馮家昇等人加入到歷史地圖繪制工作中。
傅樂煥的《〈金史〉校點工作進行情況與問題》，藏于中華書局。
傅樂煥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遼代四時捺缽考》一文時，對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對東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負責遼吉黑三省地圖各圖幅資料的參訂和制圖，可謂最佳人選。
當時，傅樂煥與同在中央民族學院的王鍾翰、賈敬顏、郭毅生、陳連開等人一起，如火如荼地開展研究工作。為編繪歷史地圖集，他們對東北地區(qū)歷史地圖的沿革、變化做了詳盡的研究、梳理，考證出明代東北近百個衛(wèi)所的地址所在，這在學術(shù)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對唐代東北安東都護府的所轄各州城、渤海五國的轄境州府故城和疆界等，傅樂煥與有關(guān)學者精心考證，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1965年，他們完成了兩漢至隋唐、明代與后金等圖幅的編繪與資料考證書的編印。
經(jīng)歷了漫長曲折的研究、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歷史地圖集有圖無說，對地圖集又進行了文字說明，最終形成《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地區(qū)資料匯編》（內(nèi)部資料）一書。全書分兩漢魏晉時期、南北朝隋唐時期、遼金元時期、明清時期四編，對山海關(guān)以外東北地區(qū)的白山黑水的地名提供古今對照檢索，引用的史料范圍廣，對所收資料進行考證，做出說明，資料豐贍。
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部書才以《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為書名正式出版。而此時，傅樂煥已去世二十余年，圖書前言中專門提及——
“《中國歷史地圖集》……前一階段自1961年秋至1964年秋，由傅樂煥先生主持其事”，“我們對已故的傅樂煥、胡德煌、徐宗元、韓功阡四位先生更加懷念，并對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是對傅樂煥等人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4年，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四光提議，利用中國歷史材料來制訂擬設廠礦地址的地震烈度，地震工作委員會中歷史組范文瀾、金毓黻等主其事。經(jīng)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同人搜集資料，地球物理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科研院所，歷時兩年時間，搜集、編纂成《中國地震資料年表》，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傅樂煥則因精通歷史、地理學而參與其中。這部書的出版，對我國當時選擇、確定工業(yè)基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
為了查清黃河河源和二湖名稱問題，傅樂煥在查閱大量資料基礎之上，龐博引證，精賅考證，并去黃河源頭作了專門考察，得出黃河發(fā)源于巴顏喀拉山支脈各姿各雅山的結(jié)論，提出瑪曲是黃河正源的建議。二湖名稱和位置應恢復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東）。1985年，黃河管理委員會根據(jù)歷史傳統(tǒng)和傅樂煥等專家學者的意見，報經(jīng)國務院批準公布，確認瑪曲為黃河正源。黃河發(fā)源于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瑪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東經(jīng)95°59＇24＂，北緯35°01＇18＂。1999年10月24日，此地樹立了黃河源標志。
1956年7月5日至15日，高教部在北京召開高等學校文、史科教學大綱審訂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全國各綜合大學的160多位文史專家?！吨袊方虒W大綱》經(jīng)過幾番討論、修改，最終定稿，同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傅樂煥參加了《中國史教學大綱》的審訂會議，負責宋遼金元明清部分。
《中國史教學大綱》的審訂、定稿，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新中國成立后，高等學校的教學始終缺乏指導性文件，教師在授課時缺乏較完整、系統(tǒng)的教學計劃。大綱的推出，對高等學校教學水平的普遍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傅樂煥一起審訂宋遼金元明清部分的專家還有翁獨健、鄭天挺、鄧廣銘，陳守實、韓儒林、蒙文通、陳樂素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