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王羲之《蘭亭集序》卷（唐代馮承素摹）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歐陽修《灼艾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米芾《盛制帖》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李白《上陽臺帖》（原件拍攝版，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漢字是世界上最具造型感的文字，而軟筆書寫，又使?jié)h字呈現(xiàn)出變幻無窮的線條之美。中國人寫字，不只是為了傳遞信息，也是一種美的表達，于是在書寫中，產生了“書法”。書法透射書寫者的情感、精神，線條不僅是線條，更是世界。

只有中國人，讓“書”上升為“法”

　　“書法”，原本是指“書之法”，即書寫的方法——唐代書學家張懷瓘把它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周汝昌先生將其簡化為：用筆、結構、風格。它側重于寫字的過程，而非指結果（書法作品）。“法書”，則是指向書寫的結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書寫的、可以作為楷模的范本，是對先賢墨跡的敬稱。

　　只有中國人，讓“書”上升為“法”。西方人據說也有書法，我在歐洲的博物館里，見到過印刷術傳入之前的書籍，全部是“手抄本”，書寫工整漂亮，加以若干裝飾，色彩艷麗，像“印刷”的一樣，可見“工整”是西方人對于美的理想之一，連他們的園林，也要把蓬勃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標準的幾何形狀，仿佛想用藝術來證明他們的科學理性。周汝昌認為，西方人“‘最精美’的書法可以成為圖案畫”，但是與中國的書法比起來，實在是小兒科。這緣于“西洋筆尖是用硬物制造，沒有彈力（俗語或叫‘軟硬勁兒’），或有亦不多。中國筆尖是用獸毛制成，第一特點與要求是彈力強”（周汝昌：《永字八法——書法藝術講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與西方人以工整為美的“書法”比起來，中國法書更感性，也更自由。盡管秦始皇（通過李斯）締造了帝國的“標準字體”——小篆，但這一“標準”從來不曾限制書體演變的腳步?！短┥娇淌肥切∽臉O致，卻不是中國法書的極致，中國法書沒有極致，因為在一個極致之后，緊跟著另一個極致，任何一個極致都有階段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使中國書法，從高潮涌向高潮，從勝利走向勝利，自由變化，好戲連臺。工具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國人使用的是一支有彈性的筆，這樣的筆讓文字有了彈性，點畫勾連，濃郁枯淡，變化無盡，在李斯的鐵畫銀鉤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飄逸、張旭的飛舞流動、歐陽詢的法度莊嚴、蘇軾的“石壓蛤蟆”、黃庭堅的“樹梢掛蛇”、宋徽宗“瘦金體”薄刃般的鋒芒、徐渭猶如暗夜哭號般的幽咽頓挫……同樣一支筆，帶來的風格流變，幾乎是無限的，就像中國人的自然觀，可以“萬類霜天競自由”，亦如太極功夫，可以在閃展騰挪、無聲無息中，產生雷霆萬鈞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說《神雕俠侶》里寫到俠客朱子柳練就一身“書法武功”，與蒙古王子霍都決戰(zhàn)時，兵器竟只有一支毛筆。決戰(zhàn)的關鍵回合，他亮出的就是《石門頌》的功夫，讓觀戰(zhàn)的黃蓉不覺驚嘆：“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這一路‘褒斜道石刻’當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觀。”以書法入武功，這發(fā)明權想必不在朱子柳，而應歸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造詣極深的金庸。

　　《石門頌》的書寫者王升，就是一個有“書法武功”的人。康有為說《石門頌》：“膽怯者不能寫，力弱者不能寫。”我膽怯，我力弱，但我不死心，每次讀《石門頌》拓本，都讓人血脈僨張，被它煽動著，立刻要研墨臨帖。但《石門頌》看上去簡單，實際上非常難寫。我們的筆觸一落到紙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原因很簡單：我身上的功夫不夠，一招一式，都學不到位?！妒T頌》像一個圈套，不動聲色地誘惑我們，讓我們放松警惕，一旦進入它的領地，立刻丟盔卸甲，潰不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