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圖書館網(wǎng)站上搜索“弗朗索瓦·貝尼耶”，第一條便是原著手稿的信息：編號Ms—2331，頁數(shù)168張，野牛皮精裝封面。預約成功后，一名圖書管理員為我找來了手稿的微縮膠卷。“很遺憾，我們不能為您提供原件。”她解釋道，由于手稿年代久遠、意義重大，因此珍貴異常，加上紙質十分脆弱，不宜對外展示。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圖書館就為手稿制作了微縮膠卷供讀者查閱。

　　伴隨著咔噠咔噠的聲響，手稿在微縮膠卷放映機上一頁頁地翻過（圖①，龔鳴攝），瀟灑自如的花體字、與今天略有出入的古法語、偶爾涂改的痕跡，都是歲月的見證。在開篇的“致讀者”一頁中，貝尼耶寫道，該書是“作為閱讀孔子的鑰匙和入門”。粗略瀏覽，全書共分為三章，依次翻譯了《大學》《中庸》和《論語》的部分內(nèi)容，不時穿插著作者的觀點。

　　《論語導讀》在法國頗受重視，該圖書館收藏的一本19世紀的手抄本（圖②，龔鳴攝）說明了這一點。法國費林出版社于2015年重新出版了《論語導讀》（圖③，資料圖片），邀請法國漢學家陶西格、梅立謙分別做導論和按語。在導論中，陶西格寫道：“讀此書就是重溫這樣一個特殊而關鍵的時刻：這是第一次以我們的語言表達孔子的思想。”梅立謙也贊賞稱該法語譯本使得更多的法國人了解孔子和儒家思想。

　　吉美博物館：

　　為何選擇這份國禮？

　　創(chuàng)立于1879年的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簡稱“吉美博物館”）是亞洲以外規(guī)模較大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一，藏品達4萬余件，其中中國藏品兩萬余件，覆蓋了遠古陶器、青銅器、瓷器、漆器、雕塑、書畫等門類，珍寶無數(shù)，是法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筆者探訪時，這里正在舉辦《瓷器蒼穹——從中國到歐洲》展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本次國禮的選擇正是吉美博物館館長馬嘉麗女士的提議。

　　“這份國禮非常‘法式’，因為法國人愛好閱讀，愛好文學和歷史。”吉美博物館圖書室主任克里斯蒂娜·克拉姆羅蒂如此形容。她說，貝尼耶的《論語導讀》是第一部譯成法語的中國古典文籍，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以此為國禮微妙而細膩地展示了兩國歷史悠久的友好關系。因此，當馬嘉麗提議以此作為國禮時，立刻獲得了馬克龍總統(tǒng)的肯定。

　　克拉姆羅蒂回顧道，自利瑪竇始，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就將眾多中國經(jīng)典譯成了當時通用的書寫語言拉丁文，在歐洲國家廣為傳播。他們熱心于了解中國、學習中文、閱讀經(jīng)典，十分尊重中華文明，將中國的所見所聞所學寫成傳教通訊，定期發(fā)回歐洲，成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主要渠道。

　　克拉姆羅蒂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她認為，《論語》作為最重要的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之一，讓啟蒙時期的歐洲知識分子看到了不一樣的政治遠見和哲學思想，他們對中國和平光明的形象十分向往。《論語導讀》的創(chuàng)作建立在拉丁文版本的基礎之上，其中包含了貝尼耶對儒家經(jīng)典的個人解讀。法國歷史小說家若澤·弗雷什認為，此書當是為法國王室而作，貝尼耶希望孔子的思想能為法國王公貴族所用，希望他們從中“汲取靈感，培養(yǎng)有愛、溫順、質樸和人道的精神”。

　　“中國文化在法國擁有很多受眾，很多研究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專家學者等常來光顧，為其漢學研究尋找思路。”克拉姆羅蒂說，目前，文獻室的中國書籍有1500余種，占全部書目的10%—15%。圖書室還會定期購入剛出版的一些中國古籍的新譯本，以滿足當下讀者的需求。

　　普羅旺斯藏鷺軒：

　　《論語》有何特殊性？

　　為追尋這個答案，我來到了位于法國南部普羅旺斯鄉(xiāng)間的藏鷺軒。綠意盎然的院子里立著一棟二層小樓，這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名譽主任研究員、著名漢學家雷米·馬修的居所。從工作崗位退休后，馬修就搬到了這里，潛心著書。因為周邊時有蒼鷺出沒，他便起了這樣一個詩意的名字。盡管已年逾古稀，馬修每日仍專心研讀七八個小時，孜孜不倦。

　　馬修研究先秦哲學40余年，對于《論語導讀》這份國禮的特殊性，他認為，作為第一部法語版的《論語》譯著，《論語導讀》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代表了法中文化、語言交流的起步。他很欣慰，如今中文在法國中學教育體系中占據(jù)了重要地位，以《論語導讀》為國禮對未來的中文教育也必將起到推動作用。

　　馬修著有《孔子》一書，還與一位加拿大漢學家合作譯介了有關孔子、孟子、荀子等的相關著作。談起這些內(nèi)容，馬修興味十足。“不讀孔子就無法研究中國哲學，無法理解中國百家思想，孔子是應當閱讀了解的中國第一位思想家。”他說，《論語》的思想內(nèi)涵十分豐富，對歐洲思想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歐洲以外的世界觀和哲學體系，這是文明的重要發(fā)現(xiàn)。

　　馬修表示，早在文藝復興時期，絕大部分歐洲哲學家都通過拉丁語翻譯作品接觸到了孔子。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對《論語》非常感興趣，曾在他們的作品中提到中國的宗廟祭祀、禮儀、孝悌、道德等內(nèi)容。通過他們的作品，更多的歐洲學者看到了中華文明的偉大之處。

　　馬修說，19世紀以后，漢學在歐洲成為一門單獨的人文學科，語言學、考古學以及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給古籍研究帶來了更多便利。“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綿延千年，窮盡一生也只不過窺其一角。”馬修感慨道，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的事物”，中國文化值得持續(xù)反復地研究。

　　《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1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