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領域工作了已逾半世紀的我，與教育結緣可從在上海出生和之后的年幼生活開始說起。我自小離開家鄉(xiāng)上海，到香港落地生根，求學工作，辦教育，服務社群。但我對家鄉(xiāng)一直不能忘懷，也不忘為家鄉(xiāng)盡己之力，教育與服務他人便成為聯(lián)系我與家鄉(xiāng)的橋梁。

　　棄家學為理想

　　我的曾祖父丁甘仁，是在中國醫(yī)界有名的孟河醫(yī)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 1917年，他創(chuàng)辦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后世代相傳醫(yī)術，叔父丁仲英、父親丁濟萬及胞兄丁景源也是懸壺濟世。父親醫(yī)術精湛，每天求醫(yī)者絡繹不絕，一天要看幾十位病人，屋子里擠滿了病人，他們那痛苦的面容讓我很難過，讓我的印象深刻。8 歲時，我隨家人定居香港，在香港讀書至中學畢業(yè)那年，父親原本想讓我傳承家業(yè)學習醫(yī)術，但因我自小便喜歡小孩子，故我走上了一條幼教之路。

　　我在少年時便立下兩大志向：一是成為幼兒園教師；二是經營童裝店，因我可以在童裝店外駐足觀看大半天，也不會生厭。為了達成我的志向，因而放棄跟隨兄姐們一起到外國留學的機會，為的只是要實現(xiàn)我的“幼教夢”。我的廣東話發(fā)音不標準，無法通過師范學院的測試?？v然我當時通過師范學院筆試的考核，然而面試則要運用廣東話讀文章，故因發(fā)音問題未能通過面試。雖然師范學院考核的結果是我預料之內，但我沒有因此而放棄，既然無法用廣東話教小朋友，我便到蘇浙幼兒園用普通話教學。

　　幼兒園工作讓我忙得團團轉，但為了獲得正規(guī)教師資格，當時我要“一身兼三職”：上午教幼兒園；下午教小學，還要當班主任；晚上則修讀葛量洪教育學院開辦于金文泰中學內的在職合格教師訓練課程。因為夜間參加教師培訓，不需要考語音，但如果我不教小學，則沒有資格修讀夜間課程，所以我必須同時讀書、教幼兒園及小學。當時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連用膳時間也只有十分鐘，為的是盡快實現(xiàn)理想，成為合格教師。雖然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不覺得辛苦，為興趣、為理想的工作，自然可讓人忘記疲倦。終于，我于 1964 年在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yè)，考取成為合格的教師，正式踏上“幼教路”。

　　辦幼教為小孩

　　我每天與孩子為伴，心中只有小孩子，只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yè)，而自己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擔任幼師工作期間，有一件事觸動并啟迪了我，就是在我懷孕的時候，小孩子要求我一起“青蛙跳”，當時我心想“大著肚子，又怎么能跳呢？”因而亦讓我有所反思，假如有一天我當上行政人員，我一定會在教師懷孕期間安排她們主要負責帶領靜態(tài)的教學活動，相對動態(tài)的活動，如唱游、體能、游戲等活動，則由其他教師或助教負責協(xié)助，讓懷孕的教師既可繼續(xù)教學工作，也可安心孕育新生命。由于萌生當行政人員的念頭，隨之便想到創(chuàng)辦學校，因而開始覓校址辦學。1965 年，我在面對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大廈覓得校址，創(chuàng)辦了“維多利亞幼兒園”。開辦之初，報讀的孩子只有 8 個，盡管孩子少，但家長對我的信任，奠定了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第一塊基石”。

　　為了節(jié)省成本，開校之初，我要身兼多職——校長、教師、保姆、司機和雜務。早上，與胞姐李丁毓娟分別駕車，到不同的地點接學生來學校；其后，教書、彈琴都是我；到了放學，我和胞姐再分別駕車，將學生逐個送回家；之后，返回學校抹桌子，又要到露臺打掃，處理學校事務，而胞姐還協(xié)助我處理學校的財務。

　　不久，學生人數(shù)由 8 名增加至 20 多名，因而可以聘請 1 名教師及 1 名兼職清潔工人，分擔教學及教室的清潔工作，讓我有多一些時間處理校務，并發(fā)展學校。當時我心想，“在香港這國際大都市，家長自然希望孩子能說流利的英語”，故我便決定聘請外籍英語教師。當時應聘的數(shù)位英語教師中，有一位英國籍教師的來頭的確不小，她本身在英國曾教書，她的丈夫是英軍軍官，故她隨丈夫在香港生活。由于她有 1 名嬰兒需要照顧，但沒有親人或傭人可代她照顧孩子，因而未能在港繼續(xù)擔當教學工作。有見及此，我便幫她照顧嬰兒，好讓她可以教書，而我更“管接管送”，每日接送該位英籍教師往返軍營與幼兒園。一連串的“配套援助措施”，使那位英籍教師不斷引薦合適的同鄉(xiāng)來港執(zhí)教，壯大了幼兒園外籍教師的隊伍。

　　任公職為社會

　　除了開辦幼兒園之外， 60 年代初我參與港九街坊婦女會的服務，推動德育的教育活動，為青少年籌辦有益身心的暑期活動和課程。我擔當銅鑼灣街坊福利會夜校教育部主任，積極參與東區(qū)婦女會的服務。 70 年代成為分區(qū)委員會委員，致力推動街坊及婦女福利事務，并需要接觸政務處（現(xiàn)稱民政處）的人。

　　到 80 年代，正式踏上從政工作。第一屆區(qū)議會于 1981 年初成立，當時委任了一批議員，在最初數(shù)月，政務處邀請我旁聽區(qū)議會會議；到 1982年，政府又委任了一批區(qū)議員，當時我便是其中之一。在 1985 年第二屆區(qū)議會，我再獲委任，當時全香港區(qū)議會 132 個委任議席不變，民選議席則由 132 個增至 237 個，主席不再是官方代表，而是由議員互選。 1988 年第三屆區(qū)議會，各區(qū)議會內部選一人晉升市政局，我就是循這途徑，于 1989年成為市政局首位由間接選舉產生的女性議員，亦是區(qū)議會與市政局“雙料”議員。

　　猶記得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政制波濤洶涌， 1994 年區(qū)議會換屆，不設委任議席，我與部分委任議員物色選區(qū)參選。雖然我在議會工作的經驗豐富，但卻是選舉新丁，從中也汲取了很多的教訓和經驗。記得有次早上落區(qū)用大聲公擴聲器宣傳，有居民在大廈投擲西紅柿下來，幸好沒有擲中我；縱使我?guī)в變簣@學生去旅行，也有用過大聲公，但選舉時用大聲公則是另一回事；原來清晨可以派傳單，但要用大聲公則要在早上十點半之后。在參加民選的過程中，用大聲公、派傳單、家訪等宣傳方式，我統(tǒng)統(tǒng)都做過。正值夏天，就算一幢樓有 26 層，我雖汗流浹背仍逐層逐戶家訪。一次選舉，我瘦了 10 磅。隨后，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委任制恢復，我再次被委任區(qū)議員。 1982—2011 年期間，我歷經被委任、民選、再被委任，擔任東區(qū)區(qū)議員達 29 年之久。其中，2000—2011 年期間，共有 11 年擔任東區(qū)區(qū)議會主席。

　　多年來擔任公職與服務社會的經驗，讓我認識了很多不同階層人士，亦學習到待人接物的道理——處事對事不對人，要站在別人的角度看看；而做任何事一定要勤力、謙虛和盡責，并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猶記得我在市政局擔任議員時，接觸到市政局內針鋒相對的議會文化，大大豐富了我的政治經驗；在擔任東區(qū)區(qū)議會主席時，縱有不同黨派的議員在議會偶有各執(zhí)己見的議論場面，但他們的出發(fā)點也都是為民請命，我則會叫“大家安靜聽別人講話”，議員間合作融洽。東區(qū)區(qū)議會占全港議席最多，有 46 位區(qū)議員，議會人數(shù)多，開會時間也相對較長。有時與議員相處的時間比家人還長，所以我會選擇以誠相待，熟悉每位同僚的性格，有助議會的討論，而我的管理心得是：“只要肯坐下商量，永遠有解決辦法；并以柔制剛，謙虛對人，平起平坐”。從政過程中，不但學到很多新事物，增廣見聞，最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到很多人，造福社會。

　　由于要兼顧辦學及公職，故懂得分配時間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擔任表演節(jié)目或活動的主禮嘉賓，如敬老粵劇表演、兒童合唱團表演、康體文娛活動等，我都會投入并享受觀賞節(jié)目，從中亦可當是一種娛樂。多年來服務社會，讓我?guī)椭酱蟊娛忻裰?，更讓我獲得香港行政當局及特區(qū)政府的肯定和表揚?；貧w前，我分別于 1984 年獲英女皇授予榮譽勛章，以及 1991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回歸后，我分別于 2001 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2006 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以及 2011 年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榮譽。直至現(xiàn)在，我仍繼續(xù)為社會服務，因為我心中的信念是“只要一天社會還需要我，我是永不言休”。

　　盡己力為家鄉(xiāng)

　　縱然小時候就離開家鄉(xiāng)上海，但上海是我出生及幼年生活的地方，故我對家鄉(xiāng)有著一份深刻而濃厚的感情。改革開放之初，我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回鄉(xiāng)，當時家鄉(xiāng)的經濟發(fā)展開始復蘇，并設立了友誼商店，但家鄉(xiāng)的人生活仍然艱苦簡樸。猶記得我當時穿著花布衣服回鄉(xiāng)，受到很多人的注目。此外，最初友誼商店只招待外地人，我可進入友誼商店，但家鄉(xiāng)的親戚不能入內，故我們也只可在友誼商店以外的地方相聚?；丶亦l(xiāng)探親之外，我也會到當時由婦聯(lián)管轄，在企業(yè)附設的全托幼兒園探訪，關心家鄉(xiāng)幼兒教育的發(fā)展狀況。當時這類全托幼兒園，主要是讓婦女可以安心在企業(yè)工作而提供的教育與照顧服務。當時看到這些小孩坐在光線不足的教室里，食住、學習也在同一地方?？匆娂亦l(xiāng)的一切情況，我心中燃起小小的愿望，我要盡自己所能，為家鄉(xiāng)、為國家的孩子盡微薄之力。

　　除了探訪家鄉(xiāng)的幼兒園外，我也到廣州、昆明、云南、北京、蒙古、肇慶等地探訪幼兒園。因此，我除了以私人名義在香港捐款開辦港九街坊婦女會丁毓珠幼兒園之外，亦在國內捐款重建或興建學校，包括重建封開縣萬祿小學，在內蒙古興建香港婦協(xié)（第九所）丁毓珠職業(yè)技術培訓中學及自治區(qū)段家窯丁毓珠春蕾小學，興建肇慶市懷集縣冷坑鎮(zhèn)上愛小學及大旺區(qū)希望小秋一村小學等。

　　為家鄉(xiāng)，我除了捐款資助上海市婦聯(lián)的滬港幼兒園外，亦盡獻一己之能，擔當滬港幼兒園的顧問。因而每兩三個月也抽時間到上海，為幼兒園教師開辦講座，教授最先進的教學方法；并為幼兒園引進世界先進的教學理念，建立幼兒計算機室，安排幼兒園教師赴香港學習考察。因積極參與婦聯(lián)的幼兒事務工作，我于 1989 年成為上海市婦聯(lián)委員，每年參與會議。到了 90 年代，我成為上海市兒童基金會及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我了解并關注到婦女尤其是患重病的婦女的困難及需要。在 2003年，為了幫助上海患重病的婦女及其孩子，我四處奔走，打電話、登門拜訪，聯(lián)系了 70 多位香港各界知名女性，促成愛心雅集成員與上海市婦聯(lián)合辦“愛心雅集關愛母親·滬港慈善文藝匯演”，成功籌款 160 萬元，作為治療援助經費。

　　在 2004 年，因我對家鄉(xiāng)兒童及教育發(fā)展的關注及盡心盡力的付出而獲上海市頒發(fā)“第七屆兒童工作白玉蘭獎”，以表揚我對上海市教育的熱心貢獻。兒童工作白玉蘭獎的表彰活動，是要進一步樹立“兒童優(yōu)先”的公民意識，形成愛護兒童、崇尚兒童工作的良好風尚，這亦是我一直對教育所持守的信念，以“兒童優(yōu)先”，并以“兒童為本”，讓每個孩子在人生的起點得到最好的開始。

　　在 2000—2007 年，我更成為上海市政協(xié)教育界的委員，參與政協(xié)會議，以進一步為上海服務，為上海的教育發(fā)展及兒童的福祉盡獻己力，冀盼家鄉(xiāng)不斷發(fā)展和進步，成為國際大都會。今日的上海，多次舉辦全運會、世博會等國際盛事。教育發(fā)展更達世界水平，尤其是 2009 年上海首次參加國際學生評估項目（ PISA），上海學生在閱讀、數(shù)學、科學三大領域的測試成績，均位居參加評估的 65 個國家或地區(qū)中的第一，可說是“震驚世界”；隨后的 2012 年，上海第二次參加PISA 的測試，在數(shù)學、閱讀和科學三大領域的測試結果，上海學生仍是所有參加國家或地區(qū)中水平最高。

　　看見家鄉(xiāng)的繁榮，教育和經濟更逐漸發(fā)展成為世界級城市，我心中感到欣喜之外，實在有不可言喻的興奮和激動。當年我心中小小向往——愿每個家庭都能成為小康之家，這不但實現(xiàn)了，而且比我所想所愿的更多、更好。我相信家鄉(xiāng)的發(fā)展是離不開國家的，國家興則家鄉(xiāng)興，國家強則家鄉(xiāng)強。

　　教傳承為國家

　　由我 1965 年創(chuàng)辦第一間維多利亞幼兒園，發(fā)展至 2015 年，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在中國已有九所幼兒園，包括上海、深圳、蘇州及杭州；在香港有九間幼兒園，以及一所“一條龍”的中小學滬港維多利亞學校。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辦學半世紀，回望這 50 年辦學的點滴，實在百般滋味在心頭。而讓我最為欣喜的事，就是我辛苦創(chuàng)辦及經營的教育事業(yè)得以傳承下去——女兒孔美琪愿意承傳且終身獻給教育。

　　談到教育的傳承，可以回頭說到在我創(chuàng)辦學校之初，因為我是幼兒園校長，美琪當然在維多利亞幼兒園讀書。白天，她和同學一起上學；到了晚間，她仍留在學校，我照顧她吃完晚飯，陪她玩好之后，便要處理校務，而她便自個兒在課室玩耍，創(chuàng)造其娃娃夢、扮老師、扮校長。她長大到美國留學，原本打算學醫(yī)，恰巧她需先修讀心理學，轉而在兒童醫(yī)院實習，并同時在大學幼兒園做助教，在這過程中她體悟并意識到了真正的興趣，于是棄醫(yī)從教，當時她修讀教育學士課程。畢業(yè)后，她繼續(xù)留在美國教書，1985 年她暑假返港探親，當時正值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20 周年開放日，她眼見學校有很大變化，于是萌生留港發(fā)丁毓珠女士和她的女兒孔美琪分別展念頭。

　　作為母親，當然非常樂意女兒愿授榮譽院士銜意承傳我的教育事業(yè)，加入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工作。當時，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已創(chuàng)辦了兩間幼兒園及一所英文小學，為了讓美琪可以學以致用，讓她得以實踐美國學習到的新穎的教學方法，故我鼓勵她開辦新校。在 1986年，我只是從旁支持并給予意見，讓她從投標、選址、裝修開始，到聘請老師、招生、接見家長全程親力親為，創(chuàng)辦了康怡分校。

　　隨后，因著女兒的承傳，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迅速發(fā)展。適逢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維多利亞機構在香港的穩(wěn)固發(fā)展，以及建立的口碑，促使其他的省市也有所聞。因緣巧合之下，我們應上海房產發(fā)展商之邀請，于1998 年在上海虹橋開設第一所民辦的中外合作幼兒園“上海維華幼兒園”。在上海開辦幼兒園之初，我們堅持實行同香港一樣的辦學形式，中英并重的“雙語教育”，推廣探究學習，辦學效果得到上海家長的好評。因而隨后繼續(xù)獲邀在深圳、杭州及蘇州開辦幼兒園，讓維多利亞教育機構逐步拓展，亦慢慢扎根，雖由香港開始，但根在祖國。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作為有半個世紀歷史的學校，如今仍然不斷破舊立新，持續(xù)發(fā)展與進步，追求卓越而優(yōu)質的教育。 2003 年開始，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引入國際文憑課程——幼小項目（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Primary Years Programme）。2005 年 1 月，首間園校——維多利亞（寶翠園）國際幼兒園，成功通過驗證，成為國際文憑課程（簡稱： IB）的世界學校，隨后多間園校相繼成功通過驗證，也成為 IB 世界學校。而滬江維多利亞學校更是全香港首間一條龍 IB 世界學校，由 2007 年開辦，2010—2011 學年有首屆 IB 預科文憑畢業(yè)生，已有三屆學生取得 45 分滿分狀元，成績卓越，畢業(yè)生的整體平均分達 40 分以上達到 100%的合格率，所有指標皆遠高于IB 的全球平均水平。而歷屆多名畢業(yè)生獲多所世界最佳學府錄取，包括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波士頓大學、多倫多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由我創(chuàng)辦之初，已開始并堅持雙語學習，至今維多利亞教育機構仍堅守語文教學理念和方針，并不斷創(chuàng)新教學法、不斷優(yōu)化課程，繼續(xù)貫徹“今日兩文三語學習·培育明日國際公民”，以及“愛閱讀、喜探究、學關懷”的目標及使命。經過我和女兒美琪的辛勤耕耘以及50 年來對教育的堅持，維多利亞已成為譽滿香港的教育機構，我們母女兩人分別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院士銜。2013 年，頒授的榮譽院士銜予我，以表揚我對幼兒教育及社會的貢獻； 2015 年，頒授榮譽院士銜予美琪，以表揚她對香港、內地以至全球教育所作的巨大貢獻。

　　教育的根本，是一種傳承，是將知識、文化和品德等，以不同的形式傳承給學生，最終是為了培育出未來的優(yōu)秀人才，以貢獻國家。

（摘自上海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會編《我與上?！芬粫?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原標題：【我與上?！拷逃?家鄉(xiāng)情 盡己力 服務人）

來源：http://news.eastday.com/c/20170627/u1a13077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