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臺灣內部政壇的焦點，莫過于因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深陷“京華城案”所帶來的島內政治格局劇烈演變。該文章回溯撲朔迷離、波折起伏的案件源頭，以臺灣民眾黨和柯文哲本人的政治命運為切入點，探討作為第三勢力的民眾黨在當下的生存問題，并聯(lián)系臺灣內部政治格局的進一步演變，揭示未來一段時間臺灣地區(qū)的政治生態(tài)走向。
此次滿城風雨的源頭，系柯文哲主政臺北時期攸關“京華城項目”的市政處理，此時，沒有人能預料到這一市政問題在當下所造致的漫天風波。
▲柯文哲
“京華城項目”的容積案自陳水扁、郝龍斌擔任市長的時候，便一直是臺北都市發(fā)展局的至重業(yè)務。所謂容積率，指涉總建筑面積與建筑用地面積的比值，在高層建筑普遍化的當下，容積率可大于1，而可推知的是，容積率越高表示土地的利用率也就越高，利好于地產建筑商的圖利空間，同時亦意味著對土地承載力與周邊基礎設施的壓力，因此必然要受到管制。“京華城項目”一直同臺北市政府交涉，期望增加容積率，最終于2018年由臺灣地區(qū)監(jiān)察機構確定其值為560%。
然而2021年時任臺北市長的柯文哲批準給予地產項目京華城多項容積獎勵，將容積率大幅提升至840%，所增加面積的溢價約有120億新臺幣，其所牽涉的巨大現(xiàn)金流，在當時即引發(fā)外界對不當圖利的質疑。而京華城方面當時回應稱：全案依《城市規(guī)劃法》第24條拿到20%容積獎勵，以及花費約44億元取得容積移轉30%，總計840%容積率，一切合法。但其獲利巨大的背后，是否牽涉政商交易，備受輿論質疑，以致終于在今年5月引來臺北地檢署的立案調查，并牽動出柯文哲本人。
2024年5月，北檢因接獲檢舉而以“他字案”正式立案展開調查。8月12日，時任臺北副市長兼臺北市城市規(guī)劃委員會主任彭振聲遭約談，訊后以圖利罪嫌限制其離臺，后查明其涉嫌收受重賄。8月27日，北檢查明時任“京華城項目”中間人的應曉薇涉嫌收受地產建筑商賄賂，后者于當日試圖離臺遭北檢拘提。8月30日，北檢突襲搜查柯文哲住處、辦公場所與民眾黨辦公室，并當日將柯移送北檢拘留受詢，此恰在柯文哲宣布請假暫停黨主席職位的第二天，時機點巧妙，引人遐想。
8月31日，北檢當庭逮捕柯文哲，向臺北地方法院申請羈押禁見，其最初理由系圖利罪，即是否在決策中圖利商人。此罪名僅僅見于臺灣，如果收受賄賂系既成事實為貪污罪，未查及收受賄賂只能查圖利決策有無介入，類似口袋罪，其法律定義相當模糊。凡重大市政決策大多涉及利益，為民興利與為商圖利僅一線之隔，這給予政治操作以相當空間。北檢申請羈押以圖利罪名，顯然系未在搜查中查獲實質的攸關柯文哲與地產建筑商的非法現(xiàn)金流，希望僅在介入決策上將柯強行認定。
9月2日，北院初次裁決柯文哲“無保請回”，主要理由基于柯文哲系根據(jù)事務官彭振聲的專業(yè)背景作出決策，有被蒙騙可能，而柯文哲也以“一問三不知”作為訴訟策略，意圖將問題推攬給主管具體事務的事務官。9月3日，北檢補齊證據(jù)，針對柯文哲之“不知道”說辭提供相關人士供述，系口頭供述，而向北院提出抗告。后者于9月5日再次開庭，裁定柯文哲有介入決策嫌疑，柯本人被收押禁見、等候審判，于是正式引發(fā)臺灣地區(qū)政壇的大地震。
臺灣民眾黨對于柯文哲遭到羈押的第一反應，系由民眾黨中央緊急應變小組宣布動員全黨街頭宣講，訴求司法要公正，以此聲援柯文哲，而小組召集人黃國昌，則在此次事件后實質代理了黨主席職權，并怒斥司法淪為政治工具。而藉由主導此次事件的民眾黨對外攻防，民眾黨權力或在由柯文哲過渡為黃國昌的進程中。輿論關于“司法不公”的控訴，即此次羈押過程的瑕疵，歸納起來至少有四點。
第一，北檢此次辦理柯文哲的“效率”之高，頗有羅織入罪的傾向。8月30日，在柯文哲請假暫辭黨主席的第二天，北檢兵分四十幾路對柯文哲全方位搜查并拘留備詢，第二天即對柯文哲當庭逮捕，并申請羈押。而在北院初次裁定柯“無保請回”后，北檢即提審彭振聲等人準備口供，并于第二天提出抗告。顯然是有備而來，一開始便欲求置柯文哲于死地，而其至今仍未查獲實際上攸關柯文哲政商勾結的現(xiàn)金流之關鍵證據(jù)。
第二，本案至今為柯文哲羅織之罪名在“圖利罪”，有以口袋定罪的嫌疑，即僅僅憑借主觀認定，在缺乏客觀證據(jù)支撐的情況下，對行為人作出嫌疑裁定，頗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痕跡。貫穿本案攻防的重點之一，在于柯文哲有無介入圖利決策即“京華城項目”的決策。柯文哲則一開始以“不知道”作為訴訟策略，被北檢的新口供推翻。但實際上的重點是，在北檢“圖利罪”指控的預先設定下，即憑借意圖的推定而不需客觀證據(jù)的支撐，便可認定圖利商人，在一開始便判處了柯文哲的結局。對于動機的推定，及其相關口頭供述，而非基于客觀的證物，一開始便將裁決權實質交給了法官的“意識形態(tài)心證”，柯文哲的羈押便是預料之中了。
第三，在北院的兩次判決前后，即“無保請回”與“羈押禁見”存在的巨大落差，所伴隨的并未有任何客觀證據(jù)，而系相關人士的口頭供述，即主觀陳述。巨大的裁定落差，系此案癥結在主觀認定上，可見主觀認定所帶來的尺度是可有相當之差異；而北院前后兩次判決的迅速變臉，尤其是第二次審理法官的綠色意識形態(tài)背景，難免令人聯(lián)系起此案的政治性意味而非單純法律性。
第四，臺灣地區(qū)檢調部40門對同類司法案件的選擇性處理，與對柯文哲案的迅速、狠烈相對照的，是其對其他相關案件的“重拿輕放”。此案的源頭在于“京華城項目”的容積率問題，而如邱毅所指出，綠色執(zhí)政下的高雄國賓大飯店容積率為1142%，比京華城更高。按照“圖利罪”的定罪邏輯，或也可以得出圖利商人的主觀認定，進而加以立案偵查，但實際上檢調部門并沒有呈現(xiàn)類似柯文哲案件的“效率”?？芍氖牵潜睓z拿出確鑿、可信的攸關柯文哲政商勾結之切實現(xiàn)金流證據(jù)，關乎此案“司法不公”的指控將不會散去。
令臺灣社會普遍憂懼的是，自鄭文燦到柯文哲，臺灣地區(qū)的政治動向呈現(xiàn)出一個可疑、可怕的政治勢頭，即“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口袋罪”的合體，掌握行政權力的執(zhí)政當局，驅使檢調部門以口袋罪對一系列政治對手立案偵查，并交托親執(zhí)政黨的法庭加以結果裁定。這會帶來臺灣地區(qū)政治格局的急速“劣質化”，在行政當局權力集中的同時，葬送臺灣地區(qū)社會發(fā)展的生機。
實際上，從此案也可以看出講求制度設防、權力制衡的自由主義理念在文本與實踐上可能產生的巨大差異，如司法權作為重要一角，在敘述上被合理化為捍衛(wèi)立憲精神、制約專斷權力的地位。但在臺灣地區(qū)的實踐中，所看到的是，一來是司法權對屢屢言行“違憲”、公然主張“毀憲”的臺灣行政當局的無能為力，所謂捍衛(wèi)“立憲精神”系一紙空文；二來更是可能會加入行政權力的強勢方，合理合法合程序地圍剿弱勢的在野力量，乃至鞏固執(zhí)政黨的專斷權力。
究其原因，或許在于自由主義理念的文本設計，主要依托理性，而在其實踐進程中，還是得依靠一個又一個具體之人，如司法權實質等同于法官的裁量權。人則不光具備的是理性，更會有私心私欲私念，而依托適當?shù)某绦驅⑵溆侠砘?，臺灣地區(qū)的某些法官便了“了無掛礙”地廢棄了司法權應有的角色。
歸結到關于本案的審理，在裁定對主要在野黨領導人的司法案件上，法官是需要遵循政治邏輯而非單純的法律邏輯的，此政治邏輯并非唯執(zhí)政黨“馬首是瞻”，全從自身的私心私欲私念出發(fā)，而是得顧及攸關臺灣內部政治生態(tài)與政治活力的長遠之計，謹慎處理相關案件，這需要法官的一次“勇敢的跨越”。
而不管此案的結果最終如何，只要民眾黨能挺過這一難關，其便自我擺脫了所謂“柯文哲一人黨”的形象，或又是另一場對自身的“脫胎換骨、涅槃重生”。而其在臺立法機構8席民意代表之團結一致，及其在在野互動上所積累的“藍白合”，仍然是2028年“翻轉臺灣”的可能性之窗。 【來源/海峽之聲無下限 文/李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