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3月1日,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上位”才3天就成立的所謂“美中戰(zhàn)略競爭特別委員會”迎來“首秀”,舉行了第一次聽證會。該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在聽證會開始,就呼吁立法者采取緊急行動將中美競爭定性為所謂的“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斗爭”。

△“美中戰(zhàn)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圖源:thehill
盡管在聽證會過程中,有抗議者舉著“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的標語,還有人大喊,“這個委員會是關于加劇緊張的,而不是關于和平”。但不可否認的是“美中戰(zhàn)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是共和黨控制眾議院以來首次投票通過的議案,美國似乎只有在針對中國的問題上才能完成“兩黨合作”,而在日益保守化的美國,“反華”成為此屆國會數(shù)不多的共識型“政治正確”。
聚焦到涉臺議題,美國國會更是以空前活躍的姿態(tài)介入涉臺政策。僅在今年2月28日,美共和黨主導下的眾議院分別通過了十多項“挺臺抗中”的“議案”,當中包括“2023年臺灣沖突阻遏法”“2023年不歧視臺灣法”“保護臺灣法”以及“臺灣保證落實法”。而更具指標性意義的,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涉臺立法力度,據(jù)統(tǒng)計特朗普在第 115 屆國會(2017 ~ 2018) 共發(fā)起 22 項涉臺提案高居歷史第二位,而年度通過涉臺法案亦是僅此于克林頓政府時期,以“臺北法案”與“臺灣旅行法”為典型。美國國會極力通過涉臺法案,不斷掏空美國歷屆政府遵守的“一個中國”政策,意圖以切香腸的方式逐步推動美臺政治關系的“官方化”和軍事關系的“同盟化”。涉臺法案出臺數(shù)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拜登任內面對國會已經通過的諸多立法,轉而訴諸拿來主義的做法,而不尋求推動立法的重點進程。
正如復旦大學信強教授所指出,由于美國的憲政體制外交決策權是由總統(tǒng)和國會兩大權力機構分享的,兩者均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影響,甚至左右美國外交決策的權力和職能,使得為美國外交決策增加了更多無法預知的變數(shù)。而總統(tǒng)和國會在外交權力分配上的不確定性和重疊性,導致美國外交決策領域形成了一種相當獨特的“二元民主”權力架構,此種外交決策權的二元架構,在無形中倒造就了如北京大學李義虎教授所指出的“組合拳”與“蝴蝶效應”的涉臺政治效果。
一方面拜登政府自樂于“配合”美國會涉臺議案的挺臺舉措,諸多立法本來就墊高了美國對臺政策的法律基礎,增添了對付中國的籌碼,可順手牽羊地選擇性利用;另一方面也坦然以“卸掉”美政府涉臺舉措的政治壓力,以國會而非政府為責任角色,或玩弄忽明忽暗之法,或下手見微知著之處,從側翼沖撞一個中國政策。國會作為憲法權力機構的權威性,使得其可以與拜登政府一道打出涉臺“組合拳”,而其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合法性,使得拜登政府可以借此坦然分擔與對沖涉臺舉措招致的中方壓力,形成“蝴蝶效應”。
在涉臺議題上國會在所謂挺臺道路上的狂奔,與拜登政府緊隨其后而亦步亦趨,造就了作為中美關系政治基礎之一的“一個中國政策”之瀕臨“掏空”,而美官方層面的“反華”進程也從“外殺型反華”演變?yōu)?ldquo;內殺型反華”,這個概念借用自臺灣黃年先生:所謂“外殺式反華”是指美官方意圖在國際舞臺上對中國的打壓、遏制與圍堵,希冀中斷中國民族復興的進程;而所謂“內殺式反華”,指涉此種“反華”舉措已然成為美國內政府部門間藉由以撕裂黨爭的工具:美政府內部競相掀起比誰“更反華”的政治正確競賽,與之相應的則是“軟弱賣國”,如美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成立“美中戰(zhàn)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初衷之一即矛盾針對拜登民主黨政府所謂“對華軟弱”。毫無疑問,在“外殺型反華”與“內殺型反華”的朝野競賽中,美國國會的角色是脫韁之馬、眾矢之的。

△美國國會大廈。圖源:新華社
從學理角度觀察美國國會干涉臺灣問題的歷史規(guī)律與原因邏輯,上海交通大學林岡教授總結了以下四點:一是宏觀的外部形勢視角,即國會在安全形勢嚴峻時更可能配合總統(tǒng),在安全形勢緩和時則更可能挑戰(zhàn)總統(tǒng)的外交權威,在后冷戰(zhàn)時代,隨著美國外圍安全形勢的緩和,中美戰(zhàn)略合作的既有基礎受到侵蝕,國會傾向于挑戰(zhàn)總統(tǒng)的“一個中國”政策,增加涉臺提案;二是中觀層面的行政—立法關系視角,即在一致政府時期,總統(tǒng)的對華和涉臺政策較少受到國會的干預,在弱分立和強分立狀況下,則較多地受到國會的牽制,而在如今民主共和兩黨各執(zhí)一院的情況下,尤其是來自共和黨議員的涉臺激進不難想象;三是親臺議員的具體行為和臺灣的政治游說活動,主張柔性“臺獨”路線之蔡英文當局的對美游說無疑增添了美涉臺議程的“潤滑劑”;最后則是中美關系與兩岸關系的限制,美方強調要與中國進行“高強度的戰(zhàn)略競爭”“最激烈的戰(zhàn)略競爭”,打“臺灣牌”必然是其在戰(zhàn)略上制衡中國的重要籌碼和手段,這是美方的朝野共識。
美方朝野并進、咄咄逼人,然而如李義虎教授所指出,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即其戰(zhàn)略意圖與戰(zhàn)略能力之間的嚴重失調。這可能導致兩種情形的出現(xiàn) :一是此時最容易做出戰(zhàn)略誤判,一旦如此,必然在行動上行魯莽之事,在結果上鑄成大錯;二是力有不逮造成進退失據(jù),行動變拙。實際上,從長程的觀點看,由于國力的相對衰退,加之長期以來打仗太多、戰(zhàn)線太長、消耗過大,美國為實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所積蓄的戰(zhàn)略能力處于退化狀態(tài),想干事卻力不從心,很難保證完整實現(xiàn)本來的戰(zhàn)略意圖。美國國會的涉臺進程上的一路狂奔,以至于從“外殺型反華”演變?yōu)?ldquo;內殺型反華”,已然限縮了拜登政府的理性操作空間,這也許便是特朗普瘋狂之后的拜登困境?!疚? 來源/海峽之聲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