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指揮徐蚌會戰(zhàn)

　　抗戰(zhàn)勝利，內戰(zhàn)即開始，1946年春夏之間，國共雙方在中長路上軍事重鎮(zhèn)四平街展開一場大規(guī)模的陣地戰(zhàn)。雙方各集軍10萬，白先勇稱這是“國共內戰(zhàn)開始最大的一次正面作戰(zhàn)”。戰(zhàn)事激烈，雙方正在拉鋸之際，蔣介石派白崇禧于5月17日飛往東北督戰(zhàn)，指揮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軍、新一軍、七十一軍攻下四平街，又繼續(xù)進攻長春。林彪部隊守不住，往松花江北岸哈爾濱方向撤退。白崇禧飛回南京，向蔣介石報告戰(zhàn)況，主張國民黨軍隊乘勝追擊，占領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徹底拿下東北。當時孫立人率國軍部隊新一軍，已經追過松花江北岸，抵達雙城，離哈爾濱不足100公里，毛澤東下令林彪準備棄守哈爾濱。6月6日，蔣介石下令停戰(zhàn)（史稱第二次停戰(zhàn)令）。林彪遂有機會整軍反擊，東北形勢逆轉。

　　很多國民黨人都對四平街的勝利和此后的戰(zhàn)勢逆轉耿耿于懷，認為東北情況影響了整個國共內戰(zhàn)的結果。白先勇2011年就在《溫故》雜志上特地撰文《戰(zhàn)后東北之爭》詳細闡述東北戰(zhàn)事。齊邦媛在《巨流河》中也提到過父親齊世英對東北的抱憾。白先勇認為蔣介石單方面下令停戰(zhàn)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美國方面希望國共和平，組織聯(lián)合政府，馬歇爾一直從中調停，給蔣介石施壓要求停戰(zhàn)，甚至幾次上廣播表示，要是不聽話就斷絕美援；另一方面蔣介石本人也存在判斷錯誤，他以為林彪已經潰不成軍，沒有戰(zhàn)斗力，停下來再打還能打贏，沒想到共軍反擊成功。

　　1948年4月，李宗仁當選“副總統(tǒng)”成功，5月白崇禧由國防部長改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上任后堅持“守江必先守淮”，建議將“華中剿總”設在緊靠南京的蚌埠，在徐州、蚌埠之間的江淮山岳地帶，運用攻勢防御，堅持長期作戰(zhàn)；同時指出中原必須統(tǒng)一指揮，不能分割使用，提出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五省聯(lián)防。任命發(fā)表時，白崇禧“五省聯(lián)防”的設想并未實現(xiàn)，蔣介石將華中戰(zhàn)區(qū)一分為二，“華中剿總”設漢口，徐州另設一“剿總”，劉峙任總司令，白崇禧的設想被全盤打亂。他更認為徐州易攻難守，不適合做指揮中心，劉峙也不是一流戰(zhàn)將，直接下了判斷：“中原大軍分割使用，將來必敗無疑！”白崇禧沒有接受任命，避走上海，因蔣介石派多人到上海敦促，勉強到漢口上任。

　　1948年10月，淮海戰(zhàn)役（國民黨方面稱“徐蚌會戰(zhàn)” ）尚未開始，因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失利，何應欽、顧祝同等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希望白崇禧能出面統(tǒng)一指揮漢口徐州兩個“剿總”。白先勇書中稱，10月30日白崇禧由漢口飛回南京，當天看起來還頗有信心，第二天忽然拒絕接受統(tǒng)一指揮權。白崇禧發(fā)現(xiàn)徐州“剿總”早已把國軍主力的幾個兵團部署在以徐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及津浦鐵路線上，各一字排開，成為一個“死十字”，徐州平原無險可據(jù)，一旦開戰(zhàn)極易為敵軍攻破，戰(zhàn)事迫在眉睫，要重新遷動幾十萬大軍已無可能。加上徐州“剿總”的部隊將領邱清泉、黃伯韜、李彌等人都是蔣介石的黃埔愛將，白崇禧此前和他們并無淵源，難以指揮。

　　白先勇對“拒絕指揮”的評價是：“十月卅日晚父親所作的決定，拒絕指揮徐蚌會戰(zhàn)，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艱難，但事后看來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擇……徐蚌會戰(zhàn)，乃國共內戰(zhàn)最后決勝負的一仗，成敗責任非父親一人所能擔當。事后看來絕非僅僅是軍事，他作這項決定，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智慧。徐蚌會戰(zhàn)，國軍潰敗，折損60萬大軍。如果當初一開始蔣介石便采用父親‘守江必先守淮’，設‘剿總’于蚌埠，由父親統(tǒng)一指揮策劃，恐怕戰(zhàn)爭結果不致如此。父親拒絕指揮徐蚌會戰(zhàn)，蔣頗不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