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過后，閩粵交界處的龍巖市永定區(qū)城郊鎮(zhèn)桃坑村伯公凹自然村，天氣微涼，林深苔滑。

陽光下，伯公凹交通小站鄒氏祖宅仍屹立在深山密林當中，這座兩層土木結構的房子外墻上，煙熏火燎痕跡依然清晰，記錄著當年那段崢嶸歲月。

“為了守護中央紅色交通線，當年，伯公凹的群眾幾乎家族式參加交通站工作，不足30人的村莊有10多人為革命獻出寶貴的生命，涌現了‘伯公凹七英烈’紅色交通員英雄群體。”伯公凹交通小站講解員鄒廣敦講述著那段血與火的歷史。

90多年前，中央紅色交通線就是從這里自粵入閩，由白區(qū)進入中央蘇區(qū)。

山高水長路多艱，紅色交通線是交通員用雙腳踩出來，用血汗聯結而成的。這條綿延3000多公里的交通線上，創(chuàng)造了從未有護送的干部被俘或犧牲的奇跡，這一切離不開交通線上眾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走進龍巖市永定區(qū)中央紅色交通線紀念館，迎面可見一幅“中央紅色交通線示意圖”。曲折綿延的交通線，仿佛血管般在閩粵贛大地延伸開來，這其中，伯公凹毫不顯眼。

可實際上，伯公凹小站地理位置特殊，不僅是由粵入閩第一站，也是白區(qū)進入蘇區(qū)的第一站，更是紅色交通線水路進入陸路的第一站，成為能否平安進入中央蘇區(qū)的關鍵站點。

中央紅色交通線建立之初，伯公凹隸屬于廣東大埔的埔五區(qū)。為配合接應大埔青溪交通站的工作，原大埔地下黨委負責人之一、組織參與埔北暴動的伯公凹人鄒作仁，配合大埔站站長盧偉良回到伯公凹，組建家庭式交通小站，以接應青溪交通站的工作。

“我的曾祖父鄒端仁是鄒作仁的親哥哥，當時是赤衛(wèi)隊的班長。為了組建這個家庭式交通站，鄒作仁申請將我曾祖父調了過來，負責小站的日常工作，是小站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鄒廣敦說。

1934年7月的一天，鄒端仁帶著兩名交通員從青溪挑著食鹽回伯公凹，不幸在黨坪被捕。被捕后，鄒端仁寧死不交代鹽的秘密。惱羞成怒的敵人將他吊在大樹上，嚴刑拷打后射殺，并在他的尸體上淋煤油點火焚燒。鄒端仁的兩個女兒鄒桂英和鄒春英當時趕到了現場，大女兒鄒桂英回憶說，她去收尸時，父親已被燒成咸魚干一樣，自己此生便再未吃過咸魚干。

那一年，鄒桂英17歲，鄒春英13歲。父親犧牲的慘烈場景，給兩人留下了永遠的心理創(chuàng)傷。作為鄒家第四代，雖然已講述了許多次，但每每說起這段歷史，鄒廣敦也忍不住哽咽。

伯公凹的歷史，是鄒氏一族用鮮血和生命，前仆后繼守護中央紅色交通線的歷史：鄒振發(fā)，1931年4月被敵人殺害；鄒春仁，1932年冬為掩護陷入敵人包圍圈的其他同志及由其護送的電臺配件轉移，將敵人引開后戰(zhàn)死；鄒作仁，1933年護送擦槍油時在大埔三河壩被捕，后遭敵人秘密槍決；鄒昌仁、鄒佛仁因叛徒出賣，同時被捕，受盡折磨后，鄒昌仁被挖心，鄒佛仁被砍頭；鄒啟龍，在參加交通線的守護后，于1949年3月犧牲于永定縣溪南戰(zhàn)斗……

在龍巖永定區(qū)博物館內，收藏著三枚銀元，是伯公凹交通站接待過的一位“客人”留下的。一路上，這位“客人”化裝成講法語的牧師、商人，前往紅都瑞金。

“客人”由上海經潮州潮安而來。在開往潮安的火車上，突遇查票員查票。同行的交通員立即站起來擋住“客人”，同時把車票交給檢票員，三言兩語岔開話題，分散了檢票員的注意力。一場可能的危機有驚無險化解。到達目的地后，“客人”電告中央“一路順風，平安到達‘娘家’”。原來，他就是化名為“伍豪”的周恩來。

就這樣，一位位領導干部，一擔擔重要物資通過伯公凹成功轉移至中央蘇區(qū)。像鄒氏一門一樣，更多的交通員，由于保密要求，至死也未被他人甚至家人知曉他們的工作，成了無名英雄。

是什么讓他們如此義無反顧地戰(zhàn)斗在這條隱秘戰(zhàn)線？

“當地的貧農們被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著，無立錐之地，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分田。直到紅軍來了，貧苦群眾才有了田地，有了飽飯吃，因此革命熱情高漲，紛紛請求加入紅軍鬧革命，鞏固紅色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鄒廣敦說。

在沿線人民的支持和保護下，這條長達3000多公里的中央紅色交通線，從1930年建立，一直堅持到1934年紅軍長征出發(fā)之后，其間從未發(fā)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稱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線”。（記者 張杰 戴敏 通訊員 陳淮）

來源：福建日報